回首2023年，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变化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如何加强国际间合作，并制定和执行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如何减缓气候变化对地球家园的影响？中国在协同世界各国应对气变问题上又做了哪些尝试？

在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这些话题再次成为中外各界关注的焦点。东方卫视驻欧记者陈彬就此专访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风险和恢复力项目主管梁丽博士。她长期从事气候风险和国家适应规划相关方面工作，还曾专门负责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记者: 您负责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 Phase I and II)，是首个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项目。可以给我们介绍下这个项目吗？

梁丽: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气候风险项目。英国、瑞士等国同中国发改委、中国气象学会、多家智库等相关机构合作，开展风险和脆弱性评估，以了解中国可能面临的来自气候变化的生物物理和社会风险，并制定计划来降低这些风险。

目前，我在ODI团队的工作重点是广泛地与发展中岛国合作，帮助它们应对沿海侵蚀、海平面上升等问题。还有索马里等国，它们不仅经历了气候相关问题，还面临着冲突。所以我们正在与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合作，为他们提供气候变化的证据和解读，同时也展示减少排放的方法等，比如能成功地在能源转型方面达到零排放，以更好地适应正在日益加剧的气候极端情况。

记者: 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呈现了一些数据：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22年比2005年下降超过5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装机都位居全球第一。您怎么看待中国交出的这份“成绩单”？

梁丽: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毫无疑问，中国在拥抱可再生技术投资方面一直是领先者。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宣布了关键优先领域。这些领域围绕能源和交通，提高效率，包括投资绿色技术、绿色生活方式等。

最近，我们还看到有关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计划公告，我理解是针对中国北方的，因为该地区对煤炭依赖非常大，投资可再生基础设施的举措尤为重要。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现在已承诺将ESG环境社会治理准则纳入即将上市公司的相关标准，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迹象。

我们需要强烈关注这类投资，并确保已存在的可再生技术能够部署到需要的地方，人们可以获得低成本、可靠的能源。

就中国北方而言，我认为这个可再生基础设施计划项目很重要，但也存在挑战，中国政府正在寻求解决省际连通性等问题。

记者: 您说的连通性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梁丽:在转向可再生能源方面，需要确保可再生能源能够被电网吸收。仅仅在一个省份进行投资是不够的，生成的能源还需要能够供应给其他省份。这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确保各个电网之间的连通性，以便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可以受益，可以扩大规模，并且能够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记者: 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气候变化或气候合作方面的努力如何能够对国际气候合作产生影响？

梁丽: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期待中国担起国际气候治理领导者的重任。国际气候治理是复杂的，国际气候治理国际机制一样，也受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影响。

然而，对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聚集在一起专注于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需要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得到履行，但我们也需要看得更远。

上一次气候大会上，有很多关于淘汰或减少煤炭使用的讨论。气候治理不仅仅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关乎其他各种公约框架，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中国也非常重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因为之前的一次会议就是在昆明举行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世界需要一起来解决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只是世界面临的广泛环境挑战之一。

记者: 您谈到了国际气候治理需要合作和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在合作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欧盟刚刚发起了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您如何看待这种调查？它是否会对气候治理合作产生不良影响？

梁丽:贸易争端不可避免地会波及气候治理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各国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不让贸易争端影响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现实一点说，所有国家都在尝试平衡，例如，欧盟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问题上，试图平衡保护国内产业和去碳化的需求，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矛盾”。我没有答案，但我认为出发点是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根源。

记者:在202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中国没有派遣高级政府代表团，而只派遣了气候特使解振华。您认为真正影响中美新时代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气候治理可能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缓和点吗？

梁丽:目前世界局势相当动荡，存在许多非常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中美在贸易等领域关系紧张，好在气候问题仍然是双方可以合作、对话和交流的领域。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美两国政府都同意减少排放，在减少气候变化所需要采取的行动目标上是一致的，同时在帮助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态度上也是一致的。但是，两国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存在差异。

我认为解振华同克里的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总要有一扇门是开着的。应对气候变化应该是中美始终可以相互接近的领域，包括关于芬太尼等协议，我们在旧金山已经见证了这一点。

所以，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美国和中国应该始终在对抗毒品、应对气变等大型全球性挑战上保持对话开放。

记者: 您如何看待英国政府全球气候治理的做法？

梁丽:自2008年以来，英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自己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某些领域，有人会争论说英国实际上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应对气候变化之后。

英国是最早将《气候变化法案》纳入法律、设定法律约束，将其作为国家目标的国家之一。英国一直是与中国合作的坚定支持者，通过其各种倡议，比如繁荣基金，该基金致力于中国的低碳发展，进行了“适应中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在碳捕获、储存等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交流。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英国还推进了“损失和损害”这样的复杂议程，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英国已经承诺提供资金支持。所以英国确实看到了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继续合作的重要性。英国气象办公室与中国气象协会有着深入的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必须继续下去。

记者: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吗？》中提到，西方看到的是风险，中国看到的是机遇；西方寻求加强现有体制，中国则在创造新的体制。在您看来，中国抓住这些机会给全球发展带来了什么？

梁丽:在我们讨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时，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段新关系。实际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近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并支持各国的发展。当中国在思考和谈论发展时，谈论的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国也确实在做这些。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也面临着所谓“债务陷阱”等批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走出去建设基础设施本身就充满风险，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如此，要考虑环境治理和合规问题。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建设项目，总体来说非常成功。这些国家需要连通性，需要交通走廊，中国是在响应他们的需求。

记者：您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在重塑世界秩序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梁丽: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南方的崛起。在我看来，这些国家将拥有更多主体性，有机会在全球舞台上提出自己的关切。我们一直在说要推动国际体系改革，但到底是改革什么呢？这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探讨基础的共同话题。还有一些跨国家跨地域的话题如气候变化、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困扰着所有国家。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全球南方崛起，不如说是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同样的发言权，都能够平等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