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台风杜苏芮引发了我国多地的暴雨；当前，“百年难遇”的暖冬使得农业面临严峻考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威胁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问题。如何治理气候危机，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采取行动关键。
“绿色金融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工具，目前中国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进行了工具和产品创新，以适应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融资需求，并开发出了
碳汇+生物多样性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凸显全球‘
碳中和’目标的紧迫性，中国的绿色金融
政策和行动正在发挥巨大作用。”1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蓝虹在“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全球
论坛”上对包括《华夏时报》在内的记者表示。
不过，亚投行经济学家兼经济部负责人程章斌表示，尽管各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关于净零排放的承诺，但具体行动还没有跟上，一些新兴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难以获得很好的金融支持，政府应当更好地帮扶私人企业，跨行业实现净零排放。未来需要从中央政府的层面采取行动，通过开放碳
市场让可再生能源迎来新机遇，并在跨境交易方面做出更多的交流和对话。
“绿色金融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但亚洲（不包括日本）在其中的份额仅占不到1%，因此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Ho Bee可持续发展管理讲席教授、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联合主任梁昊表示。
绿色金融发力污染企业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叶康涛表示，推动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实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和行动正在发挥巨大作用。在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央行不仅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银行评估体系，推行绿色金融债的单独审批制度，加强再贷款工具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还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并创造性推出专门针对气候危机治理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碳
减排支持工具。”蓝虹表示。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绿色信贷余额高达22.03万亿，位列全球第一。央行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也推动着碳中和债券的发展，2022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位列全球第一。碳保险等金融工具的发展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发展保驾护航，全国和区域
碳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并建立了自愿
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也是生物多样性危机治理的必要工具，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进行了工具和产品创新以适应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融资特点和需求，并开发出了碳汇+生物多样性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也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环保政策尽管减少了污染排放，但不同类型企业实现减排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大企业将很大一部分投资用于排放控制，例如采用更多的减排设施，而小企业只是选择少生产，即在绿色贷款监管上，大型违规企业对污染治理技术进行了相应的升级，从而实现了绿色化；而小型违规企业则因贷款少、成本高而被迫减少生产。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就表现出一定的冲突。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的环保政策，尤其是绿色金融政策应该从过去简单的支持绿色企业、惩罚污染企业转向支持企业转型。
“转型金融工具旨在支持污染、高碳企业绿色转型，例如央行推出的
碳减排支持工具，就能够支持高碳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降低转型成本，提高企业绿色转型意愿，将绿色转型的外部性内部化，兼顾经济发展目标和绿色转型目标。”彭俞超表示。
转型金融仍需找到平衡
在程章斌看来，国企转型对净零排放的实现至关重要，因为国企融资成本较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未来的转型改革需要找到企业和政府间的平衡，政府机构也应当采取更多的创新模式。
同时，一个有意义的碳价格是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的基础，提高碳价对实现碳中和非常关键，但需要结合其他的政策工具来保证能源行业的安全和弹性。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接受程度与对碳价的支付意愿呈现线性关系，因此未来需要着重提高国家能力，保证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
此外，需要关注到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对ESG的披露会通过市场影响到股价，并反过来影响企业行为，但对市场的治理方法需要因地制宜进行调整，西方的ESG披露经验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传统的绿色金融理念是通过引导资本流向绿色企业，同时抽离棕色企业的资本，从而鼓励企业采取绿色可持续的做法。但这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比如对绿色和棕色企业影响的不对称性，以及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难以比较。”梁昊表示。
在他看来，对“棕色企业”融资存在着缺陷和风险，可能使“棕色企业”的能源效率下降，反而加剧
碳排放。因此，需要借助转型金融，为“棕色企业”制定和执行低碳转型的目标和计划，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碳排放。
比如，向棕榈油行业提供贷款的实际案例也印证了转型金融的重要意义。虽然转型金融目前仍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但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和新加坡组建的绿色金融工作组已经加入了双边合作的行列，这将带来新的机遇。
“转型金融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需要制定和推动国际框架，促进公私部门的合作，为关键部门提供转型方案。同时，价值影响评估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将不同的影响因子转化为同一种单位，比如货币，来衡量和比较一个企业或项目对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梁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