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实验，许可证储备和价格管控的政策效果得到实验的检验。

       首先，就许可证交易的平均价格来说，基准实验局和价格管控局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二者都达到了完全竞争均衡的状态，效率均高达98%。而对许可证储备实验局来说，交易的平均价格在前9轮都显著高于基准局和价格管控局，而在10—13轮中，由于每一轮都有1/6的可能性结束实验，因此价格持续下降，而且从统计上是显著低于基准局和价格管控局的。这和政策的理论预测结果是一致的。即被试提前储备许可证以防未来市场短缺，而后当政策变得不确定时又会减持许可证。而政策组合实验局相比于许可证储备实验局来说，前期价格过高的情况有所缓和，导致更低的许可证初始价格和一个更扁平的价格时间序列。理论模型和实验结果表明，这主要是由于价格上限抑制了早期轮次的许可证价格攀升，而价格底限则在后面的轮次中起到了价格支撑的作用，从而平滑了价格的时间序列。

       其次，实验结果表明，与基准实验局相比，许可证储备和价格管控工具都有助于减少轮次内的价格离差和轮次间的价格波动。因此，这两种工具都有助于维持许可证价格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降低价格风险。而将两者结合使用要比单独的工具更大程度地降低价格的波动性。通常来讲，许可证的价格波动会延误污染者对减排技术的投资行为，并增加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减排成本。此外，对二氧化碳等均匀混合污染物的动态有效的控制，就要求规制者在分配减排责任时做到最小化轮次内的污染成本之和，这也对一致的价格信号提出了要求。高的价格离差显然限制了碳排放市场有效分配个人减排责任的能力。因此，控制许可证价格波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弊端是可能增加总排放量的波动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无论单独的许可证储存或价格控制还是政策组合工具，都使得轮次间的污染排放波动性增长。在本实验中，尽管成本控制措施对于随时间而不断累积的污染排放量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可以确信的是，价格波动性的减少和污染排放波动性的增长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许可证储备、价格管控和组合政策，都是以更高的污染排放变动为代价换取许可证价格波动性的减少。

       理论和实验结果都表明，许可证储存和价格管控使得一轮中的排放总和内生化，从而会对碳排放市场的环境表现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价格上限设置得过低或企业过度利用价格上限这一功能，那么价格管控的工具就可能增加总的污染排放并由此造成更多的环境损害。此外，限制价格波动有可能增加总排放量的波动。如果污染物属于存量污染物，并且不存在超过某一临界值将诱发大的环境损害的威胁时，那么当一定时间间隔内的累积排放量给定时，排放波动性的增加就不会增加预期的环境损害。然而，如果排放的是具有严格的凸性损害的流量污染物，那么排放波动性的增加就将产生更大的环境损害。因此，对于试图控制具有严格凸性损害的流量污染物的碳排放市场来说，控制许可证价格风险的尝试就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更高的预期损害。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被公认为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截至2008年，中国二氧化碳减排量已经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然而当前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相关的交易机制和法规政策尚不健全。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日益盛行，中国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碳交易市场机制设计的相关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吴丹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