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财政政策要与气候变化政策框架有机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的气候变化财政政策体系，应当具备从气候变化角度考虑出发，调整和完善财税体制，设立应对相关活动财政支出科目，确保提供足够公共支出，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结构，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明确各级政府相关责任、事权和财权等特征。以英国“碳预算”为例，将温室气体减排和财政预算结合，根据减排目标，安排资金投入、税收、收费等政策措施，实现财政政策与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保障减排活动的落实，另一方面，由于预算具备法律效力，且执行依托于预算执行机制，具备了“硬约束”效力，增强了减排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二是财政政策要与其他政策整合与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在实施中，财政政策需要与产业、土地、环保、就业、社会保障等措施协调配合，避免政策重复，用好公共资源；同时注意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在市场机制下，私营部门自愿投资减排活动，并可以获得预期收益，那么政府优惠政策是否必要就值得商榷。此外，在推出新措施时，实施中既要积极也要稳妥，创新性政策能否取得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具备，不能急于求成。

       三是在政府的不同级次推出相应政策措施。在国家、省、地方等不同层面推出适宜政策，一方面，地区性的政策可以有的放矢、更快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如各地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发展状况，确定建筑节能政策实施与否和实施标准；另一方面，某些政策要求一定的适宜范围，如高能耗、技术落后、不环保设备和企业的迁移改造，根据地方政策可以得到税收优惠，但实施中存在向其他地区转移情况，政府负担了改造资金和优惠措施，但环境负面效应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仍然存在。此外，一些国家，如美国，由于体制原因，某些节能减排政策在联邦层面推出难度很大，政策力度也受诸多因素制约，由州政府或是县政府推出，在实施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部分达到了政策效果。

       政策措施应当目标明确，易于执行，要求的额外资源尽量少，便于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在欧盟国家，随着节能和新能源市场逐步成熟，一方面存在税收优惠和补贴受惠方不需要支持也可以继续运作，另一方面，一些迫切需要政府扶持的政策对象，特别是前沿减排技术、活动和产品，由于信息不畅或是程序问题，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理想的情况是，一些减排技术、行动的出现、推广及成熟，相关财税激励机制也应有一个推出和退出的过程，以免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