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可持续性》杂志发表巴黎经济学院的卢卡斯·钱塞尔（Lucas Chancel）博士的文章，题目是：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over 1990–2019（1990-2019年：全球碳不平等）。

在评估个人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时，研究人员经常关注人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排放。现在这项研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更新，将个人投资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纳入其温室气体足迹，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富人的排放量。

这项新的研究评估了一个人温室气体足迹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私人消费，由直接使用燃料产生的排放和嵌入商品和服务的排放组成。第二部分是本国政府为公民服务支出导致的排放量，如政府管理、公共道路或国防。第三部分是投资。当有人投资一家公司时，他们对该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的排放负有部分责任。

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世界最底层的50%人口排放了12%的全球排放量，而最顶层的10%人口排放了48%。在这项研究包括的174个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排放量特别低。排放量最低的50%人口每年只排放0.5吨，而排放量最高的10%人口每年排放约7.5吨。相比之下，即使是北美最底层50%的排放者，其人均年排放量也超过10吨。与此同时，北美前10%的排放人口每年平均每人排放近70吨二氧化碳。

论文接着探讨了1990-2019年期间不同排放群体的人均排放量是如何变化的。自1990年以来，全球人均排放量增长了2%以上，但这一增长在各排放群体中并不一致。研究发现，1990年至2019年间，全球前1%排放人口的人均排放量增长了26%。前0.01%排放人口的增长幅度更大，达到80%。与此同时，碳排放最低的50%的人口的人均排放量增加了16%。而富裕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排放量下降了5-15%。

研究发现，1990年富裕国家的普通公民污染程度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但当时同一国家内个人之间的差距低于现在的差距。到201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内排放不平等是主要驱动因素。换言之，虽然1990年全球排放不平等主要是由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居民之间的排放差异造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由生活在每个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国家）内人口的排放差异驱动的。理解这些不平等现象是理解如何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

研究发现，对于排在前1%的排放人口来说，大部分排放可以追溯到投资。

研究表明，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人均排放量需要从2019年的6吨下降三分之二以上。这将要求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所有地区减少排放，而北美公民需要将其排放量削减10倍以上才能达到目标。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必须减少近90%的排放量才能达到国家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然而，最底层50%的排放人口几乎不需要做出改变。在中国，排放群体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中国前10%的排放人口需要将排放量削减四分之三左右才能达到满足国家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