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目标的大语境下，很多中国人从去年开始关注碳交易市场，希望抓住未来40年的全新财富机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尽管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是新生事物，但碳市场在中国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历史。早在2012年中国就开始签发ccer这种碳信用，直到2017年它的闸门被突然关闭。

通俗地说，CCER是《京都议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易标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ER”）的中国版，是一种“碳信用”。典型的碳交易市场，由碳排放配额和碳信用两类交易标的构成。排放配额是特定排放主体获得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而碳信用是各类经济主体所能实现的减排效益。具有减排效益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交易碳信用对应的碳资产在市场上取得收益，因此这是碳定价的重要支点。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最早的国际碳交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JI）、排放贸易机制（ET）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继CDM之后，国际上又出现了多种并行的碳信用标准体系，如VCS标准（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GS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等，各自对应不同的交易体系。它们在全球范围开展积极竞争。中国的北京环境交易所曾经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熊猫标准”（Panda Standard）——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国际名片色彩。

参与CDM是中国人参与碳交易的最初体验。它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公约的共识框架下，向发达国家“卖碳（减排量）”。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是位于内蒙古的辉腾锡勒风电场，注册于2005年6月。在2017年6月北京上庄燃气热电公司的区域能源中心项目完成注册后，中国迄今未再有CDM项目注册。

中国CDM项目的开发与交易在2007-2009年达到顶峰，价格最高时达到过30欧元/吨。相比之下，后来中国的区域试点碳市场大部分的成交均价在20元人民币上下，而去年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的碳价较长时间保持在50元人民币左右。优厚的价格刺激了CDM项目交易的繁荣，12年间共1478个中国项目得到签发，累计开发9亿吨碳资产，交易额数百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至2020年末，全球碳信用注册项目共18000多个，覆盖约43亿吨二氧化碳。其中一半左右由CDM签发，另一半来自其余的国际标准体系。

CDM逐渐退潮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9年中国首次宣示了自己的气候行动目标，这要求形成国内的减排机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碳信用也开启了国内市场时代。2012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为 CCER 交易市场搭建起了整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