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首先我们来看“双碳”目标两个数字“30、60”中的“30”——2030年达峰，峰值约为108亿吨。这108亿吨净排放量是怎么来的？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种情况下从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时预测一下到2030年GDP的大概增速，基本上就得出了108亿吨。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08亿吨降到0、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国从61亿吨降到0预计用43年时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0，中间有60年时间。

　　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最剧烈的。从这个角度讲挑战非常艰巨。很多人将其看成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认知误区。碳中和不仅仅是技术变化，也不只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它的涉及面非常广，影响非常深远，需要作出的变革非常剧烈，会涉及制度层面、政策层面、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层面。

　　举例来说，有人说把能源全部变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国都用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把高排碳行业的火力发电产能降下来，但是这背后涉及的是经济均衡问题。又如，我们国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在内蒙古减排跟在江浙地区减排，同样的成本，内蒙古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主要产业结构、就业来源是跟火力发电、煤炭相关联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碳分配交易设计？总而言之，碳排放权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怎么去配置这个稀缺资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

　　需要注意的是，碳中和并不是只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大家会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解决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逼近终点。但是有一个逻辑，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下，任何行业之间都是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一个行业会通过传递效应把影响传递给别的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毕竟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不能局限地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从这个角度讲，我有一个简单判断，减排、碳中和，不能只盯着火电行业，应该考虑谁是真正的节点行业。

　　而我们把视线从生产端转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采取从生产端、需求端同时下手的综合性方式。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用经济学语言讲，就相当于是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完全变化。

　　过去，我们大部分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的认知都是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时代，我们未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是应看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