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刚建议，下一步应着重推行清洁能源降碳、能效提升降碳、资源循环降碳及管理调控降碳，优先在协调度高的部门、地区采取行动。

“交通部门和散煤消费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强度明显高于工业和电力部门，且是电力部门的数倍，推动交通结构调整和散煤替代等措施，能够产生较高的协同减排效益。再如，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地区加上广东省，2019年碳排放占比超全国排放总量的一半，大气污染水平与碳排放水平整体呈空间一致性。优先在重点地区强化结构调整，可发挥控碳对空气质量的牵引。”严刚称。

杜祥琬认为，相比前期以末端治理为主，现阶段着力点应放在源头治理。“一是节能提效，包括扭转偏重的产业结构、改变工业流程、采用低碳技术等。二是大力推进能源清洁化、低碳化，稳妥逐步减少煤炭消费，清洁高效利用煤炭。要回归科学产能，减少煤炭的非发电利用；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发展储能技术和灵活性资源；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清洁电力为主的能源互联网。”

“只强调减排不足以准确全面理解协同增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认为，既要关注减排的最佳效果和最低成本，也要发挥生态全域市场作用，提高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源头治理是重点。要努力培育绿色低碳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动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污染物大幅减排、温室气体有效控制；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创造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