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认为，可以考虑不同的碳税。第一，税可以是异质的，行业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同一行业，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应该越高。第二，税可以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第三，税不仅应该惩罚污染，也应该与鼓励绿色并重，负的碳税就是碳补贴，可以用碳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绿色产业。第四，税收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通过税的不同，来实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绿山变金山，金山化绿山，循环迭代，奔向碳中和”。

　　对于非单一碳税的具体设置，可以考虑累进碳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绿色。

　　“我的定义是不同行业取碳密度的中间值，均值以下是绿色的，均值以上是非绿的、需要惩罚的。现在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密度一定是高于均值的，天然气发电可能比煤电略低，光伏和清洁能源等形式碳排放密度更低，这都取决于行业碳排放均值的大小。通过惩罚高碳排放的煤电，补贴清洁能源等低碳排放发电，这种均值以下补贴和均值以上惩罚的方式，使企业可以自己选择组合，减少火力发电，增加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只要做到均值以下就可以获得补贴。”鞠建东介绍。

　　以关乎收入分配的居民消费碳税(补贴)为例。假设现在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值是10吨/人年，多于10吨/人年的缴税，低于10吨/人年的补贴。居民消费中的碳排放来自于开车出行、盖房子、富人开私人飞机等。从居民消费来看，很明显富人碳排放高，穷人碳排放少。那对富人收的碳税多，穷人收的碳税少，个人也可以通过种树等形式降低个人碳排放，到2060年碳排放均值是0，从居民消费上也达到了碳中和。

　　通过这样改进的碳税方式，对每个行业取均值，第一个好处是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一半企业会支持，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下，另外一半的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上。另一个好处是通过分不同行业设置均值具有灵活性，均值大小设置也具灵活性，容易获得各方支持，政策也更容易通过。不像现在的一些做法，若对整个行业都采取严格的转型行政措施，可能使得整个煤电、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反对的。此外，像中国这样行政执行力强的国家，通过碳税方式比碳市场的方式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