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介绍，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出现了不少颠覆性的减碳技术。如东芝公司宣布，已经研发出全球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电催化技术，比之前技术处理速度提高了60倍。

　　在二氧化碳转换利用方面，国内多个团队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周宏春介绍，如中海油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专家鉴定认为，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主要技术指标先进；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团队也在兰州建成了千吨级“液态太阳燃料合成示范项目”。

　　此外，北京光合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等离激元技术，利用电厂余热或太阳能光热，在常温常压下将二氧化碳合成为清洁燃料，并在七台河电厂完成了中等规模工业示范；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团队在2014年已完成了二氧化碳矿化发电生产碳酸盐的实验室试验。

　　“把二氧化碳从减排负担变成高附加值产品的技术，可以提供能量与化工原材料的双重功能。如果这些新的技术能够产业化，或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碳中和技术范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中和之路。”周宏春说。

　　但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由于受到能源来源的限制，如果按近十年电力结构变化，电动车的清洁能源含量只提高了10%；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虽然已经达到了24%，但利用率只有9%；核能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还非常低，仅为5%左右。

　　国际能源署此前的研究也发现，实现碳中和的技术，一半还没有开发出来。

　　国际能源署的分析指出，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从目前的330亿吨下降到2050年的100亿吨左右，则2050年前节能和提高能效对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为37%，发展可再生能源贡献为32%，燃料替代贡献为8%，发展核电贡献为3%，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贡献为9%，还有12%贡献由其他技术满足。

　　而让专家们更为担心的，是一些容易被“高碳锁定”的领域。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微信公号“人大生态金融”近日一篇文章称，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能源基础设施等锁定效应强，且投资高、影响范围大的重点用能领域，不能再延续“跟跑”为主、市场推动技术缓慢迭代的传统方式，必须强化政府主导，抓紧制定与碳中和目标相匹配的能源效率标准，提高准入要求，尽早使新建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能效水平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

　　我国每年新竣工建筑面积40多亿平方米。距离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只剩下不到40年时间，如果这些新建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没有采用高效节能技术，则未来40年内需要实施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技术锁定”的问题将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