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的硬约束，对经济有深远影响。从中长期看，“30.60”目标将滋生出百万亿级的投资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但短期内也会带来低碳转型风险，包括资产搁浅成本较高、高碳行业融资问题等，需要采取政策积极应对。

资产搁浅方面，中国碳排放的主力是煤，煤电领域的转型风险不容小觑。2020年全球除中国外煤电装机容量净退出17230MW，而中国净增加29762MW。此外中国煤电设备整体偏“年轻”，2020年中国运行中的煤电设备使用年限在10年以内的产能占比46%、20年以内的占比89%，而全球除中国外20年以下的煤电设备产能仅占45%。“30.60”目标约束下，一些使用年限较短的煤电设备需要退出，中国煤电领域的资产搁浅问题较全球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据牛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估计，中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或达到30,860-72,010亿元。

高碳行业融资方面，低碳政策会改变它们的收入和成本水平，把宏观经济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进一步转化到微观企业财务指标上，从而影响到它们的融资能力，而一旦这些企业再融资受限，信用风险有可能向为其提供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传导。

以电力行业为例，其具有重资产属性，2019年中国上市火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5.1%，所在的证监会行业分类一级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率为63.9%，在证监会一级分类中排第五，属于较高杠杆运营的行业。高杠杆使得它们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根据中国工商银行2016年公布的《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火电行业在轻度、中度、重度压力情景下， 评级在AA 级（含）以上企业的信用等级向下迁移率分别达到68%、75%、81%，承受气候风险压力的能力较弱。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环保标准提高将对火电行业产生结构性影响，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形成较为明显的财务压力。

宏观政策在应对低碳转型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应通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增强金融体系的转型风险管理能力。二是调动金融资源，包括研究是否需要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建立有效运转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强化碳市场的金融属性等。财政政策方面，一是更加关注高耗能产业、地区的转型风险和社会公平问题。二是加强相关支出的预算整合，加强中期预算规划同碳中和战略的对接。三是从新能源核心技术补贴、绿色基建、公共研发投入、绿色公共采购等方面提供一揽子财政支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