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作为经济运行的枢纽，起着资源优化配置、加速资金效率、主导贸易定价等关键作用。世界各经济强国素来都在交易所的建设、并购争夺方面有巨大投入，以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大国竞争格局下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从全球交易所来看，除中国外，主要的交易所集团都采取市场化运作，其中有50余家已经上市，如我们熟悉的港交所集团、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洲际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成功的市场化运作，在充分发挥交易所功能的基础上也促进了交易所本身的健康发展。

　　纵观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全球瞩目，无论是GDP增长、进出口数据，还是科技发展都取得非常大的历史进步，但与全球金融中心还有一定距离，这与中国的体制创新和监管升级进程较缓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交易所的监管上，中国已有的6家交易所中有5家还处于会员制单位，尚未完成公司治理化的改建，6家交易所的高管还以监管部门派驻的模式运行。“裁判员”和“运动员”边界不清晰，限制了交易所的建设和创新。

　　在2020年10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上海金融市场论坛上发表公开演讲，强调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提升队伍素质，强化监管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金融业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高层已然提出了改革的呼声，也迫切需要市场做出改革的行动。

　　在过去的10多年间，我个人作为高管，直接参与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ICE的国际业务，直接见证了两个期货交易所的成功。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大湾区背景下，中国历史性地批筹了广州期货交易所，我想依据个人工作经验，谈谈如何建设一个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

　　首先，“创新”只是手段，目的是活跃市场的力量，鼓励竞争，贴身服务实体经济。依据我个人在国际期货交易所的从业经历，在广州打造“创新型”期货交易所，核心是要在“市场化”和“国际化”层面的创新。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按照市场规律、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组建新的交易所；同时明确“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的边界。第二是交易所的产品和服务实体产业链的方式，同现有的四家期货交易所可以有区别。

　　关于交易所治理结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受监管的交易所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交易所由会员制向现代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的进程。即便在“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主要交易所都完成了IPO上市进程，治理结构透明化。“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保持了明晰的边界，很少由监管部门直接插手交易所的股东结构和日常运作，更不用说直接“任命”交易所高管。

　　在当下的中国金融市场中，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等行业，都实现了市场竞争，没有哪一家公司垄断该行业。唯独交易所行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顶层设计”的状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以及创新原动力。这直接导致期货交易所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够理想。

　　2019年10月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写道：“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关于中国期货法（草案）的研讨会上，我建议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和经营应该更加市场化、透明化，不应该将‘交易所主要领导由监管部门任命’这类行政干预市场经营的、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的做法，写进‘期货法’里”。

　　对比美国：2019年3月份，美国联邦期货监管委员会（CFTC）负责人在发言中说，自从新期货产品上市采用市场需求导向的“self-certification”制度以来，18年中，美国15个期货交易所通过这个程序，上市了12000个多新的期货产品！真正体现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目前，中国四家政府经营的期货交易所上市的合约，加起来只有不到90个。品种上市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都在非市场化的机制下被限制，也直接形成了上市品种不足，标准过于刻板的结果，从而也影响了经济实体参与的灵活性。

　　从我经历的洲际交易所来看，ICE于2000年成立。创业初期的业务，是电力、天燃气等能源场外衍生品的交易。2005年公司IPO上市；2013年ICE完成对200多年前成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所之间的市场化竞争、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之间清晰的边界、透明的交易所治理结构等因素，造就了ICE的“传奇”。

　　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高速运转的阶段，尤其需要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交易所来适应变化多样的实体经济形态，具体建议来说：

　　1.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采取高管聘任制而不是派驻式，按经营结果决定任期。

　　2.上市品种备案制，依据经济特征和实体机构参与程度自行决定上市和退市品种。

　　3.粤港澳大湾区特殊试点政策，在跨境货币和互联互通上给予适当支持。

　　4.利用最先进的金融科技，打造全球科技领先的一流市场化服务平台。

　　1.产品创新

　　20年前，ICE是从能源场外衍生品入手，开始创业。观察今天中国的能源市场，实体企业面临两大历史性“转型”：一是计划向市场转型，如中国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二是传统能源向低碳新能源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国际承诺。建设创新型衍生品市场，服务中国的能源成功转型，在国际能源市场取得定价权，将在国内、国际产生重大影响。

　　对标美国，虽然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北美的加州—魁北克强制碳排放权市场和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RGGI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却在稳步上升。到2019年底，CFTC监管的北美碳排放权期货和绿证期货的持仓总量，已经接近100万手，超过北美黄金期货和白金期货持仓量的总和。

　　再看欧洲的电力衍生品市场，2016年欧洲电力交易规模是 11万亿度电。其中绝大部分是衍生品交易，而场外电力衍生品占到该总量的60%以上。

　　广州期货交易所可以通过场外交易、场内集中清算的方式，借鉴ICE和CME等北美能源期货交易所的成功经验，服务中国未来天然气、电力、碳排放、绿证等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助力上述两个中国能源“转型”。

　　除能源板块的创新产品外，湾区本身存在不少交易市场，如：有色金属交易所、塑料交易所、茶叶交易所等；他们对各自的现货市场非常熟悉。广期所可以同这些交易中心一起，合作研发在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标准合约，为实体企业管理价格风险，提供有效服务。同时，广期所的介入，也会促使这些交易中心的管理更加专业和规范。

　　另外在服务产品的创新上，国际上市品种丰富，对成功的上市品种直接在国内挂牌，形成国际交易所的互联互通，也可实现国际服务本地化，对企业参与提供便利，也使得人民币的定价功能更大发挥出来。

　　2.服务创新

　　除传统的提供交易和结算服务外，交易所也可以市场化提供数据、交易技术、交割服务、运输保管服务、企业衍生品运用咨询等服务。比如ICE的主营业务已经完成了从以交易手续费为主的传统期货交易所，向以大数据和交易所技术支持connectivity为主的业务模式过渡。后者在交易所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手续费。建议广州期货交易所在这方面，制定出中长期战略，区别于其他四家期货交易所。

　　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加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和交易历史数据。

　　广州期货交易所可以同在香港、欧洲、北美的金融、能源主流机构一起探讨，配合未来新期货合约上市，搭建“粤港碳通”、“粤港气通”、“粤港绿（证）通”、“粤港电通”等，将中国的能源价格嵌入到亚洲、国际能源定价链条之中。

　　总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批筹是近年来金融市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是对新交易所市场化的创新建设也是企业和投资者所期待的，传统交易所服务实体经济的局限已可见端倪，要在创新试验田的大湾区建设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交易所，在国际上争夺金融资产及商品等其他衍生产品的定价权，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需要从机制上市场化运作，从技术上领先化建设，从人才上全球化挑选，从监管上松紧结合等方面全面规划和部署。

　　作者为AEX控股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美国洲际交易所ICE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