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要先后实现达峰与碳中和两大目标，中国必须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中国当前正站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前，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发展阶段。在价值链中往上看，中国的产业要想挤进去，就必须要发展高附加值、低碳、低环境影响的产业，为此中国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往下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受到的限制还比较少，这对于中国来说，会带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如何平衡的挑战是长期的。为了更好应对这一挑战，我主张两点：一是法治化，二是市场化。

　　通过法治化建立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气候变化与一般环境污染问题不同，用冲刺的姿态无法完成长跑。目前中国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律，缺少了法律授权，碳排放管制就很难找到抓手。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让环境执法变得有法可依，有力地推动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更加艰巨，而且到2060年还有40年，必须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建立起长效的减排和监管机制。因此，建议尽快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可以是单行法，也可以与大气环境治理等其他环境问题协同立法。

　　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用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碳中和。中国在利用基于市场的环境与气候政策工具方面，已有很多富有成效的尝试，比如2011年建立的区域性碳交易体系和目前正在建设的全国碳市场。事实证明，以市场为主导的减排机制是最有效的，既能实现减排目标，也能让企业自主选择减排手段，给企业足够的灵活度，减少企业压力，平衡企业成本。我们研究发现，在区域碳市场试点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低碳创新专利增加了20%；而且，碳市场并没有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碳市场，另一个重要市场手段是碳税。目前全国碳市场只覆盖了电力行业，在未来或可考虑用碳税的方式规制其他行业的排放。碳税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从碳排放管制的角度看，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法之内，与生态环境领域的排放许可制度紧密结合，能够充分获得现有体制机制的支撑。从碳排放主体的角度看，碳税能够提供稳定的价格信号，有利于企业的投资与经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