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尽管央行永远不会处于气候政策中心，但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很快将对他们的货币政策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肆虐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已成为气候危机的鲜明写照，这场危机似乎必然将主导未来10年的全球政治辩论。

然而，宏观经济学家和各国央行官员在聚焦气候变化将给他们的政策考虑带来的新课题方面迄今行动迟缓。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央行行长们需要应对的大致有三个方面：

• 首先，自然灾害以及相对于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碳价格变化将不断给保险和银行业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

• 其次，气候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通胀的影响，进而对他们的“正常”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

• 第三，他们通过适当管理各自的资产负债表，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可能发挥的直接作用。

在第一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另外两方面的进展要小得多。

各国央行已经形成共识，必须迫切应对金融稳定面临的日益增大的风险。作为英国央行(BoE)行长和20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前主席，马克•卡尼(Mark Carney)是一位一直在压力测试的支持下，鼓励企业测算、公布和应对气候风险的世界领路人。他很快将卸任英国央行行长一职，但幸运的是，卸任之后他将出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融资特使。

通过提高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信息的质量，卡尼希望避免出现类似2008年次贷危机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当时自满的市场突然意识到资产价格中嵌入了多么巨大的隐藏风险。

约50家央行已加入专注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虽然拒绝加入，但正在意识到，它的这一立场坚持不了太久。

然而，各方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共识较少，而且美联储与欧洲央行(ECB)之间正在出现明显的分歧。

去年11月，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对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表示，气候变化不是“近期威胁”，也不是美联储“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

美联储领导层认为，气候变化对GDP增长和通胀的影响——而不是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短期内可忽略不计，且长远来看规模并不确定（见图表）。因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货币政策讨论很少提及气候变化。

美联储也不认为，作为美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者，其对减缓全球变暖负有任何直接责任。旧金山联储(San Francisco Fed)的格伦•鲁德布施(Glenn D Rudebusch) 2019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明确拒绝购买“绿色债券”，因为美联储的授权只允许它购买政府或政府机构的债券。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领导下，没有任何政府实体将发行绿色债券。

美联储将其职权扩大到气候政策领域的任何尝试，都将在白宫和参议院引起极大的争议。美国央行的选择是不去碰钉子。

欧洲央行的思维则完全不同。虽然局面多年来一向如此，但在欧洲央行新任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领导下，这一分化将进一步扩大。她称，气候变化政策是其任内的“关键任务”。

在货币政策上，拉加德表示，气候变化对欧元区经济的影响，可以被纳入欧洲央行的正式经济模型和评估。这可能包括短期增长和通胀，以及对生产率增长和均衡政策利率的较长期影响。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常态化政策辩论中，气候变化将进入舞台中心。

欧洲央行还比美联储更加担忧极极端天气事件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潜在影响，以及在不久的将来从北非涌向欧元区的移民。

在2018年11月一场富有远见的演讲中，前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伯努瓦•克雷(Benoît Cœuré)警告称，极端天气的冲击很可能变得更加频繁，对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带来更多广泛深入的影响。克雷认为，面对这些供应方面的冲击，欧洲央行不应再保持被动状态。

更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准备考虑调整其所持资产构成，纳入更多绿色债券。此举将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成长，并降低投资清洁能源（相对于碳基能源）的资本成本。

部分人士（包括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认为，这类缓解气候问题的主动出击的政策超出了央行职权范围。然而拉加德辩称，根据欧盟条约，欧洲央行有权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战略，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的需要。她决心在这方面推动取得进展。

因此，尽管各大央行永远不会处于气候政策的中心，但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很快将对它们的货币政策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它们所持资产的构成可以帮助缓解这一问题，尤其是通过发出要求整个金融业加大行动力度的信号。

美联储在这些议题上落后于欧洲央行。在民主党人执掌美国行政当局后，那将需要迅速作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