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凸显，气候治理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为之努力的重大工程。清洁发展机制（CDM）是缓解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政策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贫困地图》显示，2015年，全球每天有约1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1.90美元）的生活水平。因此，如何在通过CDM项目有效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减少贫困，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对气候治理与减缓贫困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的文献却并不多见。本期来自JEEM的推文以中国县级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针对可再生能源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RE-CDM）实施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减贫效应。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有超过5.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并且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能源可获性和就业机会均较差的偏远农村地区。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政府在偏远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包括太阳能扶贫计划和农村生物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太阳能扶贫计划于2014年开始实施，旨在通过在贫困地区使用分布式太阳能光伏（PV）系统来实现减轻农村贫困的目的。农村生物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农业废弃物的利用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条件。此外，国家能源局（NEA）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扶贫项目建设的通知》也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对减贫的预期贡献。

CDM是《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灵活机制的一部分，它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投资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多可能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定义，CDM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可分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三大类：减少贫穷、创造就业和加强教育服务等社会效益；工业活动增加、生产率改善和技术创新等经济效益；改善空气、水和土地质量等环境效益。然而，尽管现有文献就CDM项目对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大多关注于如何实现减缓气候变化或减少贫困的单一目标，对两者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的文献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期推文采用固定效应双重差分（DID）模型，以居民收入、就业机会及产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效益的度量指标，就RE-CDM项目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评估，为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贫困的双重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为了反映RE-CDM项目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效益，作者使用2002-2011年1955个农村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类指标，即社会效益、县域特征及RE-CDM特征。社会效益的度量指标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农村劳动力占第一产业比重三种，其数据从各省统计年鉴中收集获取。县域特征变量包括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用地面积、政府总收入、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油料作物产量、农业机械总产能等，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CDM数据是从UNFCCC的项目活动和活动计划数据库中获得的，其中包括每个注册项目的基本信息。每个CDM项目的地理位置均是从国家发改委提供的CDM位置图中收集的，并应用ArcGIS10.1生成。

该文采用了基于固定效应的DID模型。一方面，DID可以将实施RE-CDM项目的县与未实施该项目的县的社会效益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分别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县级固定效应。该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t表示社会效益指标，包括：（1）第t年i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第t年i县农村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第t年i县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Dit是一个虚拟变量，令i县在CDM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建成的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Xit为上述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县域特征变量。δi表示县级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县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效益的影响。γ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效益的影响。εit是误差项。

除了考察RE-CDM项目对农村社会效益的总体影响外，该文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CDM项目而分组识别了其异质性影响。此外，作者指出DID估计值可能会受到两类偏误的干扰。其一，如果在采用CDM项目之前，处理组县和控制组县的社会效益指标的水平和趋势有所不同，则可能出现第一种偏误。其二，如果CDM项目地点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由各种地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就可能产生另一种偏误。因此，该文还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和马氏距离匹配（MDM）两种匹配方法，通过将处理组县与控制组县中具有相似观测属性的县配对以减少潜在的偏误。

（1）RE-CDM项目能够增加中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特别地，生物质能项目和风能项目对农村居民收入均存在积极影响，分别可使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5.75%和4.52%。然而，太阳能项目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2）不同的RE-CDM项目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生物质能项目在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最大的潜力，说明生物质能项目较其他类型的能源项目可为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风能项目则会通过吸引劳动力进入第一产业而促进农村发展。

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考察了RE-CDM项目实施是否会在中国农村地区改善居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重点关注了不同可再生能源的CDM项目实施对社会效益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新颖性。然而，该文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尽管该文证实了RE-CDM项目在协助东道国促进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但仍需进一步明确减缓气候变化和减贫战略之间的联系。例如，可以通过比较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和RE-CDM项目的社会效益来评估不同投资渠道的有效性。其次，该文并未考虑RE-CDM项目的长期影响，后续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关注RE-CDM项目与农村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