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但其解决办法则依赖于国家、地区及地方层面的政策行动。以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为例，它为每个国家所允许的碳排放量都设定了相应的价格。

全球约有45个以气候为核心的重要市场，这其中也包含单一国家地区的内部市场运作，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2015年，195个国家通过了《巴黎协议》以实现减排目标，但一个地区的市场交易策略是否也会被其他地区所采纳呢？

其实不然。依据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教授Janelle Knox-Hayes的观点，市场并不会在一切可能发生交易的地方自然形成；相反，它们是由相关部门精心策划的。

“也许市场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Knox-Hayes认为，“但市场绝不是千篇一律的”。

Knox-Hayes在其新书《市场的文化：气候调控的政治经济》中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今年7月出版。她在研究中阐明了气候问题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之间的基本矛盾。她提到，尽管气候专家曾鼓励对政策的“跨国控制”，但近年来国家层面的政策却是推动气候调节进展更可行的方案。

“有人希望将气候变化看作一个具有通用解决方案的普遍性问题。”Knox-Hayes表示，“与之对立的则是市场建构依据的现实。这其中不仅仅只有经济制度，还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且包含推动市场发展的一系列不同的准则和期望”。

为了完成这本书，Knox-Hayes多年研究全球的气候规定，并采访了约275个政策制定者和造市。她的研究密切关注现已采取多种气候交易市场的6个国家或地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中国。

要展现排放权市场的差异性，可以美国为例：金融企业很早就已介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因此约10年前，也是金融市场危机之前，就已经可以交易抵押碳债务作为安全保障，这也是一种从房地产信贷市场衍生而来的担保债权凭证。

Knox-Hayes解释到：“其原因在于，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金融机构同时也操作着其他所有市场”。

然而日本的情况却与此相反，气候交易市场已明显不再强调金融化。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制定了向其他国家出口清洁技术以抵消其碳排放量的新政策。

这反映了日本经济的一个“核心实体价值”，Knox-Hayes说，“这是对金融报以强烈质疑态度的案例之一。”她进一步解释道，“你可以在［市场］机制里看到日本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他们认为本国经济的核心在于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

此外因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有明显的差异。Knox-Hayes写道，在美国，碳交易紧随着以减少酸雨为目标的成功交易项目而建立，但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市场，也是因为在美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市场手段“比其他法规更为简单而轻松”。

在日本，严重的福岛核危机改变了能源和气候政策；而在中国，Knox-Hayes认为其“激励因素是长期的环境危机”，这也是关系到中国执政体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议题。

尽管长远来看，这些不同的市场机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但Knox-Hayes认为，这种差异性也许是有益的，因为这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类型的模式选项。

她还认为“从国际层面来说，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建立更高的灵活性”。

Knox-Hayes的新书得到了其他学者的积极反馈。广泛发表技术和市场研究的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家Donald MacKenzie称，这本书是“对一个重要议题的突出贡献”。牛津大学的Gordon Clark则评论其是“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那些致力于改变未来的人的必读书”。

Knox-Hayes个人则希望，读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她在书的结尾名为“环境市场实体性”的讨论中，即思考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应该应用哪些金融手段。

重新回顾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在一些金融机构中，通过次级抵押贷款与金融衍生品集结起来的资金价值远超过贷款本身。Knox-Hayes认为，围绕环境因素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可能会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性。简言之，她认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建立，但其协助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首要目标不应被金融创新所动摇。这或许就是这类排放市场所应坚持的一个共同特征。

“衍生品价值的性质与商品价值的性质是不同的。”正如Knox-Hayes所说，“我们需要限制价值所能延伸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