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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碳家讯，2016地坛论坛”于6月16日在北京举行，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原主席段茂盛出席并发言，他表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立法，往下推的工作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做碳交易是要给企业设立一定的义务，政府做事情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需要国家自上而下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

段茂盛：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总结地方的经验我不太好总结，很多地方领导都在做。我讲一讲我自己的体会，试点的经验对于全国体系的建设很重要。从一开始的时候试点目的很清楚，要建立全国市场，每个地区的差异比较大，一个行业内部的差异也很大，怎么建立真正适应我们国家的国情体系，我们需要有经验教训。欧洲有十多年的经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国外的经验照搬过来，我们选择了七个地方，大家的情况还是有差异的。

第一点七个地方来看，大的方向是基本类似，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去看七个地方的试点要素，大家会发现他们的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无论说从我们的法律基础还是从我们的排放上限和总量的设定，还是和我们企业利益相关的分配方法来讲，到我们排放的监测报告核查，到我们交易产品的设定以及等等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

我们把各个地方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前面苏司和蒋司都讲立法很重要，为什么在全国层面一定要做国务院的条例呢？因为通过地方的试点来看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我们往下推的工作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我们讲立法行政，实际上做碳交易是要给企业设立一定的义务，政府做事情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我们国家自上而下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把条例也列到今年的立法计划。

第二个我和讲总量设定，其实大的我们讲有两种方法，大家看个别的地方，有两三个地方宣布了明年的总量多少，另外是没有宣布的。我们和很多国外专家讨论的时候，他们经常批评我们说不符合，你说的很多，确实不是非常符合的，但是最适合中国情况的，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覆盖的这些高排放的行业发展，它跟我们欧洲的经济或者行业发展有很大差距，我们有不确定性，欧洲也有不确定性，它的波动是非常小的。

当然，无论是全部了这些排放上线的体系或者是没有宣布的，实际上最终影响它的体系总量还是它的分配方法。其实我自己总结就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不是事先宣布的，而是说按照我的分配方法，把企业的量加起来，构成排放上限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各方面的拍卖等等，还有政府调节的市场，构成了我实际的总量。

关于分配方法大家多很清楚，可能跟欧洲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最大的差异是我们的分配方法，尤其是我们用强度方法的时候，我们用的产量都是企业的实际产量，简单的来说我们不是去限制企业的服务水平，不是说你的产量达到什么规模，你可以提高你的服务水平，提高你的产量，但是我们要求你提高效果，你的排放量要下来，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要求，这是我们跟国外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适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我们讲三需一降的情况下，如果按欧洲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基准来算，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对高耗能的企业本身产能下降，我们将来面临的后果和欧洲一样，就会成为比较泛滥的市场。还有一个是MRV，几个地方的经验不完全一样，北京的体系里面做的是比较好的，第三方有一个严格的认证，第三方的工作要经过第四方或者专家的评估，北京也投了大量的资金，这方面做的不错，但是大家看我们这七个地方实践确实不一样，但是作为市场，受到各种各样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影响，我们的交易还不是很活跃，各个试点都试图通过金融创新让市场活跃起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总的来看和国外体系相比，我们的流动性有待提高，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全国体系的时候，也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现在我们全国的每一个关键要素上，我们都吸取了经验教训，比如说总量我们也不去设一个明确的上限，主要依据自下而上的方式，这种总量是不是和你国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呢？这是我们的应对方法，我们希望用强度的方法，实际产量的方法，当然还有第三方配套的，这个非常重要。将来关于第三方的标准，关于交易来讲，现在也是希望我们在最初条例的制定过程中，明确交易产品里面有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