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排放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我国为何要实施超低排放？超低排放技术、经济是否可行？具有怎样的环境效益？业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实施煤电超低排放势在必行，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将具有积极影响。

一是能源安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能源消费总量也持续增加，201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64%，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17.9%。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2.6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净增长量占全球增长量的61%，GDP总量占全球总量的13.4%。能源消费量排在第二位的美国2014年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17.8%，但其GDP总量占全球的22.4%。

尽管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世界第一，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仅是美国的31%、俄罗斯的46%、德国的58%、日本的61%、南非的92%。我国人均电力消费量更低，约是日本、韩国的1/2，不到美国的1/3。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从长远考虑，经济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能源消费总量也会相应增长。目前我国能源、电力产能相对过剩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解决。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煤炭消费量占比明显偏高，是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30.02%）的两倍多。许多发达国家在解决煤炭燃烧带来的污染问题时，选择了燃料更换的方法，如英国“煤改气”，法国限制煤炭使用并逐步关闭所有煤矿，这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国2014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分别为12.8%、1.1%和1.8%，但我国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7%，因此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储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8.4%、5.9%和9.6%。可见，我国严重缺少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如果我国大量实施“煤改气”、“煤改油”，将煤炭消费量占比降至20%，在进口量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两到三年就可开采完毕，显然是不安全的。事实上，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突破60%，超过了50%的警戒线，天然气进口依存度也高达32.7%。此外，受远洋自主运输能力不足、地缘政治形势等因素影响，我国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油气供应来源，大量依赖进口直接影响能源安全，从而影响经济安全。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尽管我国一直在调整能源结构，但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必须以煤作为基础能源。美国95%以上的煤炭是用来发电的，而我国煤炭仅约50%用来发电。我国煤炭消费在东部强度更大，特别是京津冀鲁豫、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根据测算，我国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消费量是德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日本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煤炭消费总量大，东部地区消费强度大，给中国东部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能恶化。考虑到我国的煤炭消费量还会增长，改善大气环境除了依赖监管等手段之外，还需实施超低排放，实现煤炭清洁利用。

三是中国电力“走出去”的要求。2006年，国内第一个国产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电站项目华能玉环电厂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煤电三大主机水平进入世界前列。2015年，世界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国电泰州电厂二期工程3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营，设计发电煤耗256.2克/千瓦时，比当今世界最好水平低6克/千瓦时，标志着中国煤电三大主机水平领先世界。

燃煤电厂的烟气处理系统是煤电机组的组成部分，如果烟气处理系统三大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环保指标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国煤电是世界一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煤电需要“走出去”，须全部指标实现世界一流。因此，超低排放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