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测方法

正如《IEA世界能源展望报告2015》指出的，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能源强度大幅降低的发展阶段。本文在各个研究机构的成果基础上，按照2010-2014的经验，假设能源强度每年下降4%，并且在2016-2030年间，根据能源强度的变化，分别设置了3种不同的情景，基准情景（达到4%的降速），低强度情景（高于4%的降速）和高强度情景（达不到4%的降速），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量，进而从节能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角度，通过情景分析来探讨中国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峰值的可能情景。

具体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4—2015）》对2014年能源供求增速的预测，2014年中国能源需求与供应分别为38.78亿吨标准煤和34.71亿吨标准煤，参考中国社科院2015年9月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十三五”时期的总体增长速度约在6%”，本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GDP的预测，计算得出能源消费总量。

作为对比，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4—2015）》预计，“十三五”时期（2016-2020），受中高速经济增长、“新四化”的推动和一系列环境政策等的约束，到2018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到3.97%，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3.79%。根据本文的估算，“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5年年增长速度分别2.71%（基准情景）和3.35%（高碳情景）。本文减排约束较强，是因为2015年以来雾霾等严重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有理由预期政府可能加大治理污染的决心和力度。

（二）预测结果

在能源强度的低碳情景下，中国的碳排放目标可提前实现。预计202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52.8亿吨标准煤，并达到峰值，2030年达到51.9亿吨标准煤。2025年，中国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近116亿吨，同时达到峰值，2030年达到114亿吨。之后，随着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在煤炭需求达到峰值之后，中国碳排放的缓增趋势更为明显。在这种情景下，到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存在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的增速越低，能源消费的增速可能越低。由于GDP增速预期的放缓，能源需求增速回落，可能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加速下降。第二，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能源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系数在减小，致使截止到2030年时，排放总量会下降。第三，过去的研究认为在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在这二者之间存在脱钩效应（Decouplingeffects），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增加排放。比如，2014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关联，但是2014年的数据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脱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已表现出“脱钩”的趋势。

在基准情景下，中国的碳排放目标有可能实现。预计2025年，中国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近120亿吨，并达到峰值。到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能效提高和风能、太阳能、水电和核电等低碳能源使中国的排放增长放缓。特别是，中国将在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引入碳交易机制，执行强制性的能效标准，以及提高低碳能源使用都将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预计截止2030年，中国能源消费未达到峰值，但是已经增长非常缓慢，2026-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增长率为0.0065%。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54.6亿吨标准煤，尚未达到峰值。

在高碳情景下，中国实现碳排放目标将非常有挑战。预计截止2030年，中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均未达到峰值，但是二者的增长率也较为缓慢，2026-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增长率均保持在0.63%。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60.3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35亿吨，二者仍然没有达到峰值。

四、政策建议

面对综合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没有“一招制胜”之策，需要采取一系列绿色转型措施，重点包括实行质量和总量的“双目标”控制。具体地，根据对能源“新常态”的特点和对不同政策下的情景分析的结果，我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我国2030年能源消费应制定中长期的规划，按“五年计划”分解总体目标。然后向前推出阶段性目标及年度计划性目标。2030年总能源消费目标是54.6亿吨标准煤，运用底线思维设定能源消费的最高红线和最大能源容量，在此基础上分解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此外，虽然能源需求总量增速放缓，仍要防止不少企业在此条件下的投机行为，对能源总量的增加保持审慎态度。

第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两步走”，先调降煤炭比重，再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在十三五时期，把煤炭的减量以及清洁利用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20~2030年，把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作为政策重心。

第三，大力降低能耗强度，做到技术支撑和淘汰落后产能并举。能耗强度的降低依赖于一定的技术支撑，采用实用的能效改进技术，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的仍然不够，各部门缺乏顶层设计和环保技术金，特别是有些技术融资后，效益见效比较慢，降低能耗的空间可能有限。而另一方面，通过淘汰高能耗的产能来降低能耗的潜力也不可低估。未来在继续大规模技术改造同时，注重淘汰落后产能。

第四，制定能源和环境规划应该注重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相关政策的协调。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区域或者省市都应该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的能源政策。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消费能源，拒绝走东部和中部以高能耗为代价的老路。

第五，挖掘财政潜力，保障节能降耗、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财力支持。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幅也会相应降低，这时更应该提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加大节能环保投资的力度，建议明确提出环境投资占GDP比例的目标要求。同时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债券。同时，引导劳动力到服务业或者低污染强度的工业行业。

最后，加速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对不同产业和行业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政策倾斜，使干部任用与节能环保绩效挂钩，树立“节能也可以提拔，环保也可以奖励”的理念。同时，解放思想，能源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认真考虑节能和环境在发展中的地位，过去环境资源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是一个约束性的资源，是对社会发展或者经济走向的一个规制，未来可再生能等的发展有可能是一个驱动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