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活跃领域,这里有4个基本问题需要解答:全球气候是否变暖?气候变暖是否是碳排放造成的?碳排放量与大气CO2的浓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气CO2浓度与地球温度到底是什么关系?以IPCC报告为代表的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近20年年均温度增加1℃,每年增加0.05℃;工业革命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280ppmv,2009年达到380ppmv,现在每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5-2ppmv,碳排放每年增加3.2Gt碳,往大气中每排放1Gt碳就增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0.47ppmv,主要结论就是:气候变暖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温室气体排放是主要的原因。这看似明确的结论,实际上忽略了地球――大气系统的复杂性。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领域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简单而确定的科学规律都几乎已经被发现和揭示,留下像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科学家的任何一个发现都可能只代表一个局部现象而非基本规律,这样,上述结果就难免要受到质疑。正因为基于不同区域研究结果的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些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新主张和国内政策也依赖于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IPCC评估报告的争论也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学者和专家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夸大了气候变暖的速度和人为影响的程度。事实上,目前的气候变暖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呢还是仅仅因为人类碳排放导致的?即使目前的气候暖化是正在发生的过程,那么靠减排CO2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目前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已经政治化了。欧美发达国家实际上就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毫无限制和毫无节制地使用了大气碳排放空间。这次《哥本哈根协议》中,确定了2℃增温的共识,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下”,这意味着大气CO2浓度控制在450ppmv以内,全球总共有约8千亿吨CO2排放空间。我们清楚地知道,现有经济运转体系是建立在消耗能源基础上的,能源消耗又是建立在排放CO2基础上的。CO2排放空间意味着发展的空间,意味着消耗能源的权利。毫无疑问,CO2排放空间是越来越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国际间争夺会异常激烈。国际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帜下各国碳排放权的争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就认为,当前国际主要减排方案和发达国家的主张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是“陷阱”,一定要严肃对待。就按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2020年前无减排指标来计算,这意味着为10亿发达国家人口率先获得44%碳排放权,而留给55亿发展中国家人口56%碳排放权。现在国际上提出的G8减排方案、UNDP减排方案和OECD减排方案如果被接受的话,发达国家在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

目前,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并不同步的两面,一面是需要更冷静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面是政治、经济、伦理、道义等交织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仍然存在明显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在国际科学和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这对在物质文明已处于后工业社会、宗教文化上具有浓厚“末日”情节的欧美国家来说,是可以想象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失去了将近300年工业化阶段,吃饱饭和进入工业化过程没有几年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恐怕还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石油资源短缺问题,就业问题,哪一个都要比应对气候变化来得迫切。气候变化只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整个经济体系或者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实际上是基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高碳经济体系,而且这种体系是我国工业化不得不选择的必然体系,不会在短期内就可以轻易过渡到低碳体系或低碳阶段。如何获得相应的碳排放空间和如何借减排压力,推动国内绿色发展是我国今后20年面对的关键问题。不难判断,今后中国是发达国家推动气候谈判所“瞄准”的主要目标,中国的积极作用往往会被西方歪曲甚至“妖魔化”,国际社会对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必将大增。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40%到45%是中国自愿减排的承诺。接下来不难想象,与分解“十一五”GDP能耗指标一样,会将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分解到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这一分解希望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