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对中国工业经济GDP增长率和“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结果(Wu, 2013; 2014a; 2014b)。图二 (A) 报告了工业的结果，图二 (B) 报告了“非物质服务业”的结果，两者都包括了和官方统计的比较。下面，我们首先观察有关工业的重新估计同官方估计之间的差异，以要点的方式进行总结以供大家讨论。

其一，如图二 (A) 所示，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对中国工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独立地 “复制”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GDP增长率。这个“复制”以及它的“独立性”，即独立于产出价值指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说明，在地方政府没有被赋予支配地方资源的自主权之前，或者说在中央计划当局直接控制，并且最终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活动的结果负责的体制下，我的基于主要工业产品所建立的物量指数，在本质上是和按照官方价值指数方法所估计的增长率结果是相似的。从1952/53年到1977/78年(这里对始、终点都采用两年均值)，官方的年增长率为10.9%，我的结果略低，是9.1%。

图二：对中国工业和“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资料来源：作者在Wu (2013; 2014b) 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将结果延伸至2014年。

其二，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随着地方经济分权的发展，以官方的价值指标估计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我们以物量指标估计的GDP增长率。这同前面讨论的地方政府之间因共同的政治压力卷入增长竞赛，同时又倾向夸大增长率的行为是一致的。同干预工业产出的一般价值指标相比，由于产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地区间产品结构的不尽相同，干预产品的物量指标不但繁琐和耗时，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以产品物量指标作出的估计肯定比以产出价值指标作出的估计更为可靠。如果排除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冲击和衰退(见下面的讨论)，从1977/78年到2007/08年，官方的年增长率为11.7%，而我的结果只有7.4%。

其三，图二 (A) 还显示，大致从2000年代初直到2012年增速陡降之前，官方工业GDP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平滑现象。它表现为官方增长率曲线大致从我的增长率曲线中间穿过，甚至还出现了我所估计的增长率“跳跃式”地超过官方增长率的现象，如2000，2002，2004，2006以及2010。这个现象可能符合我们关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合谋”行为假说。因为在经过持续的工业高增长之后，资源约束增大了，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在缩小。如果继续推高竞争性增长预期，就会使所有参与者陷入困境。为了留有余地，地方政府之间在数据上可能更倾向合谋而不是竞争，结果会减少各地工业增长率之间的差距。

最后一个，也是反常主要的一个观察就是工业增长对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s)的反应。根据官方增长统计，改革后所有的外部冲击都是相当温和的，从来都没有使中国工业进入真正的衰退(负增长)。而我的估计表明这些冲击无一例外地造成了衰退或接近衰退。比如，1989年的政治动荡使1989和1990两年的工业GDP分别下降了2.7%和 4.1%，而不是官方5.1%和3.4%的上升；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下降了8.8%，而不是官方完全相反的高达8.9%的增长！我也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工业GDP增长接近零(0.3%)，而不是官方的9.9%。再有，2012年欧债危机时中国工业GDP没有出现官方7.7%的增长，反而是下降了0.8%。

下面再来看我对“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重新估计的结果。根据官方统计，计划经济时这个部门的GDP每年增长为5.4%，我的重新估计是3.0%(没有在图二 (B) 显示，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焦点，并且排除这一部分有助于观察改革之后的情况)。官方统计显示，改革时期这个部门的GDP每年增长11.3%，而我的结果是6.9%。根据国际经验，即使这个下调后的结果也是一国经济活动向“非物质服务业”转移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除了个别年份外，我的重新估计和官方增长率之间大致存在一个向下“平移效果”(shift effect)。如果根据经验事实所理解的“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近于零增长的(技术)性质，可以判断官方估计夸大了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那么这个“平移效果”就相当于官方“非物质服务业”GDP估计中没有被平减掉的价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