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中国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彼时的
浙江省温州市,正在为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苦苦求索。
20年过去,这座民营经济大市交出了一份特殊答卷: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1.7%,地表水优良率达98.3%,GDP突破8000亿元,实现了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的同步跃升。
从破解“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到点明“生态即生产力”的转化路径,温州市的实践为新时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鲜活样本。
破题之勇:
以系统治理打破生态困局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首次传入温州市时,部分人还存在些许疑惑。在“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下,不少人认为“关停企业就是扼杀发展”。温州市的破题之举,始于对“生态赤字”的清醒认知,更源于“刮骨疗毒”的治理决心。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瓯江两岸污染治理。彼时,被誉为“中国合成革之都”的龙湾区位于瓯江入海口,“小作坊”式的粗放发展模式,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2004年到2016年,龙湾区先后进行了两轮集中整治,停产全区196条合成革生产线,全面完成84家合成革企业整治。除合成革之外,为改善环境、保护生态,龙湾区还先后就印染、
化工、金属表面处理、铸造等行业开展整治。
政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进行常态化生态治理;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投入1500万元建成全国首个合成革固废处置中心,投入1200万元建成了全区首个合成革浆料(原料)废桶清洗规范点……如今,龙湾“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大唐5G、中国眼谷、北斗基地……众多高新产业在此集聚,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瓯江是源头治理,那么三垟湿地全域修复的系统思维则重塑了温州市的自然肌理。
这片被7条城市内河环绕的湿地,曾因300多家工厂和4000多户居民的侵占,水域面积萎缩近半,氮磷含量超标10倍以上。温州市没有简单采取“围堵污染”的做法,而是构建“截污—清淤—补水—生境修复”的治理闭环,让161座岛屿重现“芦苇荡里听鸟鸣”的景致。
如今的三垟湿地,每年
碳汇量相当于5万辆汽车的排放量,生态服务价值达年均12亿元,成为温州破解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亮点所在。
以点带面,温州市的生态治理在更广范围内,以陆海统筹的治理格局守护着东海生态。
洞头区的渔民至今记得,2016年“蓝色海湾”整治启动时,政府部门不仅拆除了20万平方米的养殖网箱,更同步建设15万立方米人工鱼礁。这种“退养还海+生态增汇”的“组合拳”,让曾经贫瘠的滩涂重新成为青蟹、跳跳鱼的乐园。
时至今日,继洞头区诸湾、南麂列岛先后创成“美丽海湾”之后,苍南县沿浦湾被生态环境部列入第三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而温州也成为全国唯一连续三年上榜国家美丽海湾的城市。
点题之智:
用创新之举转化生态价值
对温州市而言,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持续”的关键,在于找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瓯越大地以“倚绿生金”的法子走出了一条“生态资源非简单售卖,传统产业非粗暴替代”的路子,有效构建起“生态筑基、产业赋能、文化铸魂”的价值转化体系。
文成县的“水经济”颇具启示:县域内108条溪流的pH值常年稳定在7.5左右,县域出境水质保持在Ⅰ类水准。然而,当地没有满足于“卖矿泉水”,而是打造“三级价值链条”:上游发展生态旅游,百丈漈景区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中游建设水科技产业园,引进5家水质检测企业;下游重点招引国内外食品饮料头部企业在文成投资建厂,大力发展水资源深加工产业链。
这种“一水三用”的模式,让每吨水的经济价值从0.5元提升至28元,带动3000多农户年均增收2.3万元。
生态环境优化后,温州市也未曾忘记传统产业之殇带来的时代阵痛,因此,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蝶变,是有效激活企业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眼。
在平阳县水头镇,制革企业转型为宠物用品产业,产品换了标签,却彰显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变”与“不变”。变的是,当地企业将制革工艺中的“铬鞣技术”改良后,生产的宠物咬胶通过了欧盟REACH
认证,每公斤售价达8欧元,是传统皮革制品的3倍。政府部门搭建“宠物产业创新综合体”,推动89家转型企业中36家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不变的是,水头镇守护住了镇域传统产业的工业基底,依托“技术嫁接+链条延伸”的转型路径,为当地“老树发新芽”注入蓬勃的新生机。
如果说生态环境治理是温州一以贯之的民生实事,那么为生态资源赋能文化内涵,则是当地“从0到1”的生态价值升维。
以泰顺县的廊桥保护为例,这些始建于明清的木拱廊桥,曾因
交通功能退化濒临废弃。当地跳出“文物封存”的思维框架,构建“廊桥—氡泉—古村”的文化生态链。
在泗溪镇,村民用老木料修复廊桥周边古民居,改造成12家主题民宿;联合浙江大学开发“廊桥营造技艺”研学课程,年接待体验者 15万人(次);将廊桥元素融入猕猴桃包装,让农产品溢价30%以上。
2024年,泰顺县生态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8亿元,有效印证了“文化是最好的附加值”的生态资源合理利用的创新模式。
答题之道:
靠常态机制重塑长效根基
“两山”转化,需要制度护航。温州市构建了一套“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支撑。
2018年,温州市在浙江省首创“多评合一”审批模式,将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等10项评估事项整合为“一份报告、一次评审、一窗受理”,审批时间从180天压缩至72天。
更具突破性的是“异地开发”机制:泰顺县、文成县等生态脆弱区可将5%的建设用地指标置换到沿海工业园区,所得收益反哺生态保护。这项
政策实施6年来,累计为山区县带来18亿元生态补偿资金,实现“保护者受益”的良性循环。
在常态化管理方面,“人防+技控”成为温州市科技赋能提升治理效能的生动缩影。
飞云江是温州市第二大河,在其干流的珊溪水库,一道“数字防线”令人印象深刻——500多个监控点位实时捕捉库区动态,200多套传感器监测水温、溶解氧等23项指标,AI算法能提前48小时预警蓝藻暴发风险。这套“数字珊溪”系统在保障600万市民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多年100%达标的同时,通过智能化管控使运维成本锐减40%,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企业监管领域,“环保e企管”平台覆盖1.2万家企业,通过用电量、排水量等数据交叉分析,精准识别偷排漏排行为,2024年环境违法案件同比下降28%。
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如今,温州持续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逐步形成全民共治共享的格局。
譬如,鹿城区的“民间河长”队伍里,既有退休教师,又有快递小哥,他们手持“巡河APP”记录水质变化,每年提交的2000多条建议中85%被采纳。
在鹿城东侧的龙湾区,当地企业“环保联盟”探索“共享治污”模式。23家化工企业联合建设集中污水处理厂,在处理成本降低30%的同时,排污量减少52%。
眼下,三垟湿地自然教育研学兴起、水头镇宠物用品跨境销往全球各地、洞头区民众收起渔网办起民宿……这些生动场景共同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
近日,温州市成功创建并获“国际湿地城市”授牌的喜讯传来。面向未来,温州市正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契机,续写着“两山”转化的新篇章,为全国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温州经验”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