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
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容，2012年碳交易有望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宗商品。在世界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
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而这样一张纽结世界的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
在蒸汽机和内燃机革命引致煤炭、石油等核心能源更迭之后，未来以碳信用交易为核心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是否能够延续能源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和货币霸权的规律？或者至少成为非美元货币多元化崛起的契机？目前世界碳交易市场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现状如何，欧元等非美元货币是否已抢占先机？
据了解，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地位有很大差别，好比是“货币金字塔”。在顶端的关键货币之下，是少数国际货币、相当数量的中间货币和庞大的外围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主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其中美元是关键货币；英镑、加元、澳元等次之，具有相当的区域性。货币在“金字塔”中的地位，通常取决于其流通范围、基本特性和基本职能。以国际货币为例。从流通范围看，相比于区域货币和国别货币，国际货币是指能够被货币体系内多数国家接受和便利跨境流动的货币。流通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货币当局对于货币跨境流动潜在风险和成本的把控能力、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等。其次，从中世纪早期的古罗马货币到近代英镑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历史来看，国际货币应具有四个基本特性，即高单位价值、长期低通货膨胀率、发行国具有强大的经济贸易实力和自发地被国际化。此外，国际货币还应具备三种基本职能：第一，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充当计价和结算货币；第二，如果某种货币已经成为国际交易中的重要计价和结算货币，则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货币当局的储备货币；第三，当一种货币同时具有了上述职能后，就可能成为选择非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外国货币当局干预外汇市场时的锚货币。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能源贸易量在总贸易量中所占比重总是很高，20世纪初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贸易量就已仅次于棉花和小麦而位居第三，一战时期则位居第二。根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所涵盖的24种大宗商品编制方法显示，能源（包括原油、布伦特原油、RBOB汽油、燃料油、瓦斯油和天然气）占所有大宗商品美元权重达69.66％。可见，在贸易活动和金融实践中，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的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围的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能源绑定往往成为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助推剂。
16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城市转移到欧洲西北角，首先到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又突然转到荷兰。在之后的一个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控制世界贸易霸权，荷兰盾在国际交易中成为关键货币并延续到18世纪。在工业革命之前，能源和货币绑定的关系尚未清晰显现，因为此时人类生产以手工作坊为主，对能源需求很小，基本以薪柴为主，几乎没有能源国际贸易。当时的大宗商品为木材、鱼类、粮食、毛皮、香料、棉纺织品、丝绸和瓷器等，供给国也很分散，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霸权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上。
17世纪，荷兰经济渐现颓势而英国经济开始加速。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世界领先的贸易强国，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代替荷兰盾成为新的关键货币。
18世纪中叶，蒸汽机问世以及引起一系列技术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从此，煤炭成为近代工业的食粮。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及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刺激了能源需求总量的集聚增长，能源绑定与关键货币的关系表露无遗。184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也是煤炭成为主体能源最早的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场。随着欧洲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迅猛发展，对英国煤炭的需求猛增。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提供的数字，1816年英国开始有煤炭统计，那时已经是一个煤炭净出口国。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万吨，在1867年突破1000万吨。1923年英国煤炭出口达8073万吨，占其总产量的29％。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地位显赫，以至于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商品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中90％使用英镑，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储备是英镑而不是黄金。
美元后来能够取代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除了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外，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由于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世纪后半期“内燃机革命”继蒸汽机之后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新高潮，石油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工业的血液。20世纪20年代，内燃机普及，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据王亚栋的统计，1929年石油贸易额已达到11.7亿美元。20世纪30年代末，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967年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美国成长为霸权国家的历史时期，正是世界能源图景中的“墨西哥湾时代”。一战时期，石油已经影响战局。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几乎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完全确立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尽管美国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但美国保持了对世界油源的强力控制。第一、19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目前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就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第二、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单位。从而保证了美国对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近年来尽管美元不断下跌，伊朗改用欧元计价，俄罗斯成立卢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但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可谓微乎其微。正是借助二战时期对盟国石油输出崛起乃至延续至今对中东油源的强力控制，以及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美元得以持续垄断大宗石油贸易交易媒介地位，并以此巩固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规律，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伴随着能源清洁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结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作出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国别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姑且将之称作“碳交易标的－关键货币”霸权。在此略作说明：本文所讨论结算货币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用来支付的货币，计价货币则指在国际贸易以及其他经济交易活动中用来标价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货币的这两种职能通常是统一的，即同时为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而区域货币和国别货币在贸易活动中作为计价货币时，却不一定能成为结算货币。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把温室气体的
减排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国分为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其中，附件1国家在京都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减排承诺，如欧盟15国须比1990年排放水平减少8%，美国减排7%（2001年已退出），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否则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非附件1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目前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京都协定的超级大国。根据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测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欧盟15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减排国在BAU(business-as-usual，即“一切照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年－2012年）的减排缺口将达到55.40亿吨。
《京都议定书》的突出贡献是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
问题。无论是IET、JI还是
CDM，其共同特点是“境外减排”，核心都是把二氧化
碳排放权量化，容许进行市场买卖和交易，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廉价的减排成本。IET是指发达国家相互转让部分“指定数量单位”(AAU)，JI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获得低价“减排单位”(ERU)。这两种方式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AAU和ERU不仅可以用来抵免减排义务，也可以在国际
碳市场中进行交易。CDM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额”(CERs)，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CDM机制解决了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使得
碳减排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在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目标间建立良好平衡并循序渐进，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碳点公司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比2007年增长56％。以碳交易价15欧元/吨计算的话，交易额相当于630亿欧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2008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开启年，附件1国家开始履行减排承诺，欧盟排放计划第二阶段也与此重合，未来5年将是全球碳交易市场真正蓬勃发展的开端。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前景可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2007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厘岛峰会上，所有UNFCCC成员国包括美国都同意开启后京都协议谈判，旨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协议，尽管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潜在的积极因素已经极大激发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可能。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约定时，碳信用额度内涵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作者简介：
管清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