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日益加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履行大国责任的承诺,更是推动经济结构绿色升级的核心战略。这一目标的实现,亟须将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活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当前,财会领域绿色核算仍面临多重挑战。环境数据的采集、计量与验证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核算结果可比性不足；企业缺乏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传统绩效评价体系与绿色核算目标存在冲突；政策激励与监管手段的协同性不足,进一步延缓了绿色核算体系的落地进程。在此背景下,探索“双碳”目标驱动下绿色核算体系的加速构建路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文章将分析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数据整合难题以及通过政策工具激发企业参与绿色核算的内生动力,旨在为企业优化战略决策、社会提升监督效能提供参考,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一、“双碳”目标与绿色核算体系的理论概述

　　(一)“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其重要性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展示了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新努力和新贡献,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这一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主动担当,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全球视角看,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导致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我国提出“双碳”目标既是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实际行动,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与动力。从国内发展需求看,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双碳”目标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助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二)绿色核算体系的定义与作用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传统经济核算仅关注GDP增长,忽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绿色核算体系通过计算资源损耗、污染治理成本等能够揭示“高污染、高耗能”发展模式的真实代价。政府和企业基于这些数据可以更科学地制定政策、调整生产方向,从而引导全社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转变。绿色核算体系也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需要精确掌握各行业、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来源及减排潜力。政府可以依据绿色核算结果明确重点控排行业,设定差异化的减排目标；企业则通过核算数据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能源效率,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而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财会绿色核算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基础薄弱,环境信息难获取

　　在财会绿色核算体系构建过程中,数据基础薄弱的问题直接阻碍了构建进程。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在记录资源消耗、碳排放等环境数据时采用各自独立的定义和计量方法,有的企业仅统计了直接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不记录运输、仓储等间接环节的碳排放数据；有的企业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了碳排放量,而另一些企业则采用地方性标准。混乱的环境数据统计方式导致数据来源分散、口径不一致,无法形成可比性和连贯性。环保部门掌握了污染排放数据,能源部门掌握了企业能耗数据,而企业内部的财务系统则单独记录成本信息,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或机构,难以通过有效渠道整合为完整的绿色核算基础资料,碎片化的数据环境使得绿色核算难以系统化推进,严重降低了核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此外,企业作为绿色核算数据的主要提供者,其自身环境管理能力的不足也是导致数据基础薄弱的重要原因。许多企业尚未建立专门的环境数据管理体系,对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信息的记录停留在表面阶段,管理层认为环境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额外投入人力、物力,但短期内难以转化为直接收益,因此选择优先完成财务报表,简化了环境数据的整理,从而导致环境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靠性难以保障,直接削弱了绿色核算体系的数据基础。

　　(二)利益协调困难,多方协作不足

　　绿色核算的主体较多,包括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公众等,各方的核心目标和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影响了协作的顺利推进。其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负责推动绿色转型、实现“双碳”战略,因此更关注环境数据的全面性和核算结果的公益性。企业作为被监管对象,其核心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一些企业担心完整披露环境数据会暴露高污染、高耗能问题,面临处罚风险,因此选择不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环保认证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在绿色核算中承担数据验证、报告审计等职能,但其营利性质会导致行为偏差。第三方机构会为维持客户关系而放松审核标准或为降低成本简化核查流程,导致核算结果可信度下降。而公众作为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影响者,虽然关注绿色核算的公正性,但缺乏参与监督的专业能力和有效渠道。绿色核算需要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政策联动,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不清晰:中央政府制定宏观核算框架,但地方政府因经济发展压力弱化了环境监管；同时环保、财政、统计、能源等部门各自掌握部分环境与经济数据,但部门间数据共享壁垒高、交换频率低,数据难以实现精准的匹配与高效整合,这也影响了财会绿色核算体系的构建。

　　(三)企业动力不足,社会认知度低

　　建立绿色核算体系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更新数据管理系统、培训专业人员、采购监测设备等,这些成本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利润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投入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尚未普遍将环境绩效作为决策的依据,消费者更关注产品价格而非碳足迹标签；投资者虽逐渐重视ESG(环境、社会、治理)指标,但在实际投资中仍以财务回报率作为优先考量的指标,导致企业认为绿色核算的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收益,因此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经营模式。此外,虽然部分政策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但缺乏细化的执行标准和惩罚措施,企业敷衍应对；政府对绿色核算的宣传教育力度不足,公众、企业对绿色核算的认知停留在表面,难以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动力,使得绿色核算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三、“双碳”目标驱动绿色核算体系加速构建的路径

　　(一)建立统一数据平台,规范信息采集

　　“双碳”目标,绿色核算体系的加速构建需从统一数据入手,即明确环境数据的采集范围、计量方法、统计口径,建立统一数据平台。平台的建设由国家牵头,联合环保、能源、统计等部门共同制定覆盖全行业的资源环境核算标准,界定直接排放、间接排放的核算边界,并规定钢铁、电力、交通等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具体计算方法。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构建覆盖全国的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环保部门的污染排放数据、能源部门的能耗数据、统计部门的经济活动数据、企业的自主上报数据以形成综合数据库。并同步开发统一的数据接口和交换协议,企业通过标准化模板上传碳排放信息后,平台可自动将其与能源消耗、生产工艺等关联数据核对,减少人工干预误差。在数据的调用上,政府机构可获取完整数据用于政策制定,企业仅能查看自身及行业平均水平,公众则能够访问公开的汇总信息,依托这一共享平台,分散的环境数据将能够实现集中管理与动态更新,从而为绿色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的提升提供支持。

　　(二)完善协作机制,明确各方责任

　　国家级协调机构的建立能够推动绿色核算各方主体的协作,该机构应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成员包括环保、财政、统计、能源等部门代表,负责制定跨领域政策、协调争议并监督执行。地方政府则设立对应分支机构,确保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实时不被扭曲。国家级协调机构成员应定期针对数据冲突、责任推诿等问题快速协商解决,以减少条块分割导致的协作低效,持续推进绿色核算体系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通过立法明确企业环境数据上报的义务,规定数据范围、频率、真实性要求并配套奖惩措施。企业若虚报碳排放数据,那么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如果其能够按时保质完成上报,则可获得税收减免等激励。公众具有监督权,可通过平台举报数据造假、参与环保听证减少推诿空间,迫使各方主动履职。在线举报平台可用于快速反映问题,提示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核查；参与环保听证时则要积极提出实际诉求,帮助政策制定更贴近现实需求。　

　　(三)加强政策激励与宣传引导,提升认知

　　提升企业参与绿色核算的动力,需对积极完善环境数据管理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低息贷款,而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提高环保税、能源使用费,倒逼其转型。政府可设立绿色技术研发基金,补贴企业升级监测设备或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同时,资本市场需配套支持,将环境数据质量纳入企业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优先选择绿色核算达标的企业。在提升社会认知需从公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同步推进,针对公众,可制作科普短片解释碳排放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增强直观理解。针对企业,组织行业培训,指导管理层和员工掌握数据采集、核算的方法,并强调绿色转型对品牌形象与市场机会的长期价值。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应将绿色核算纳入干部考核与培训体系,强化其政策执行意识,从而为绿色核算提供广泛社会支持。

　　四、结语

　　绿色核算体系的加速构建面临数据基础薄弱、多方协作不足、企业动力缺失等挑战,但通过建立统一数据平台、完善协作机制、强化政策激励可破解这些挑战。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实现环境成本的精准量化与披露,还能推动企业将生态责任纳入战略决策,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支撑。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与国际碳核算规则的逐步接轨,绿色核算体系将逐步向智能化、动态化方向发展,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工具。

　(作者系东莞城市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