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唐毅南指出，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出好几倍。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关于中国经济“高能耗”的说法主要是依靠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2000年中国GDP单位能耗比美国、欧盟、日本高2.5、4.9、8.7倍，甚至比印度还高43%。而2009年单位GDP能耗的世界平均值为2.97吨标准油/万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81吨标准油/万美元，中国为7.68吨标准油/万美元，美国为1.93吨标准油/万美元，日本则只有0.97吨标准油/万美元。这样2009年中国GDP单位能耗更是比美国高出2.97倍，一眼看上去，似乎中国能耗确实很高。国内学者将此照抄，然后经大众传媒口口相传，形成了高能耗的说法。但是，如果上面关于中国投资效率的对比是确实的，那么高的能耗会是真的吗？

实际上，问题出在把单位GDP能耗等同于能源实际效率，这是一个方法论错误，由此得出中国能耗高的结论是一种误解。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邓英淘很早就指出，由于方法论的错误，中国资源消耗程度被严重高估了。邓英淘指出了这种人为高估背后的诸多原因，包括汇率、能源结构、地理、粮食产业等。原因之一，由于汇率和购买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按现行汇率来计算GDP，并不能反映这些GDP对应的实物产品，起码应该进行购买力平价（PP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2003年，中国能源消耗水平按单位GDP能耗算，比美国低6%，比欧盟和日本分别高58%和1.6倍。说明按能源的实际消耗对应的实物产品来说，中国能源效率没有这么低。第二个原因则在于能源消费的构成不同，欧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而中国主要用煤。等热值的煤价格只有石油的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使两个国家等热值的能源消耗产生了等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使用煤或是使用石油价格来计算单位GDP能耗，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个国家以石油为主要能源，则其等热值能源消耗的GDP产出率就会系统地高于主要用煤的国家。世界银行发布的能耗数据正是以标准油折算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地理因素。中国广大内陆多山，经济活动中的运输量特别大，尤其是进口能源时，必须消耗大量能源在运输上。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同，产业立国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能耗是不一样的。

唐毅南强调，用GDP方法不管怎么调整都不够直观。因此，评价中国的能源效率，就要首先改变能源效率的计算方法，改为直接用实物生产的能源消耗来评价能源效率。

如果使用实物指标来比较，近年来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很快，很多产业的能源效率甚至已经追上日本，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钢综合能耗1990年为日本的1.6倍，到2008年已经接近日本的水平；中国火电供电煤耗1990年是日本的1.24倍，到2011年仅比同年的日本高5%；水泥熟料1990年时能耗还为日本的1.6倍，到2010年已略优于同年日本水平；而中国电解铝能耗1990年为日本的1.2倍，到2011年与日本相当。

从2002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下降了约一半；建筑业下降更多，单位增加值能耗从0.37吨标煤/万元下降到0.18吨标煤/万元。这样，中国就实现了资源的低投入。198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82％的速率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2006-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7％，实现节能7.1亿吨标准煤。

能源效率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目前以煤炭、石油等矿物质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源效率维持不变，那么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时，中国人均用能与能源总需求都将增长好几倍。如果单纯依靠进口石油，则肯定是国际政治的大麻烦；如主要靠煤炭，则肯定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因此，必须发展节能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便如此，恐怕也难以超越日本的能源效率。节能也要实事求是，投资清洁能源，保持能源总供给能够满足长期增长需要，恐怕还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