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致思》：“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鬭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旧约圣经》：“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古代东方智慧提出“铸剑为犁”，西方智慧选择了“铸犁为剑”，两种思想既有相融又有相斥。金融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金融具备“剑”的破坏性和“犁”的发展态势。进入 21世纪后，在处理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时，超级大国忘记了金融发展之“犁”的最初使命，选择“铸犁为剑”的金融制裁进行国家博弈对抗。《气候金融：绿色转型、蓝色债券研究》一书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应用为研究对象，提倡气候政策金融化应选择东方智慧的“铸剑为犁”之策：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应服务实体经济，以推进生态文明的绿色转型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使命。

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绿色转型是必然环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生要求；支撑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绿色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特征，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断包括先进性和绿色性两方面内容：一是先进性的内容，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等。二是绿色性的内容，绿色是新质生产力自身的鲜明特征；绿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导向；绿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转型提倡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新旧能源的替换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低碳模式，甚或发展取向零碳。在新旧能源转化过程中，我国能源安全面临总量和结构挑战：一是“总量”的扩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超过 57亿吨标准煤（2023年数据），未来能源消耗量存在刚性增长的不可逆。二是“结构”的失衡。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低于 20%，对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存在严重的进口依赖。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应聚焦文明演进中的绿色转型，破除旧能源的发展约束、消除能源安全隐患，通过增加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做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绿色逻辑：

气候政策金融化“铸剑为犁”的价值取向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命运的全球重大问题，低碳甚或零碳发展是解决前述问题的选择路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达成全球发展共识，成为主要经济体国家战略和国际合作目标。金融是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推动力，绿色金融是气候应对的关键力量，其演进发展存在特有的底层逻辑，即气候政策金融化。气候政策金融化表现为主权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组织等诉诸金融工具参与应对气候的治理，并对国内外的气候政策产生影响的互动过程。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济纠纷和意识形态分歧等导致全球范围内冲突频发。除军事打击、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外，大国凭借国际货币地位，实施金融制裁，通过非军事手段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打击。金融已不再是单纯的促进经济繁荣的发展之“犁”，而被铸造为具有破坏性的伤害之“剑”。绿色转型中的变革挑战或将加重不同国际货币间角逐以及新地缘性分歧冲突激发等风险，气候金融将显现“剑”和“犁”的双重特征；“铸剑为犁”将双重特征融合，其理念应成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逻辑的重要内容。

绿色融资：

应对气候问题的债务工具创新和蓝色金融

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气候政策金融化为弥补资金缺口提供了丰富的绿色金融工具。相较股权类金融工具，绿色债务融资规模更大、创新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且绿色理念呈现多样性，包含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转型金融等。绿色债券成为新兴经济体和相关联区域内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中，人民币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和年度新增发行量居于国际前列。根据市场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民币绿色债券已经呈现显著的绿色溢价和避险功能。

人民币绿色债券价值在疫情前后存在优势递增的良性发展趋势，金融市场增长潜力未来可期。基于经济大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金融责任，人民币绿色债券存在两方面的发展新领域：一是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将增强人民币国际金融公共品的功能，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具有绿色理念的优质人民币安全资产，将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债成为高质量、高流动性资产（HQLA）。二是绿色债务互换的推广将推动国际债务治理体系，在减免债务国主权债务的同时要求其承诺绿色（环境）项目投入，并为其畅通人民币在岸绿色债券融资，即人民币绿色熊猫债市场的扩容。此外，人民币绿色债券包含蓝色因素，现有的绿债标准中将蓝色债券纳入绿色债券范畴。蓝色非绿色的概念差异存在基本共识，但蓝色金融体系远没有达到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金融标准规则尚未成熟；蓝色债券可以在绿色债券标准下，试点拓展并获得绿色发展效应扶持，选择与绿色亦步亦趋的共同发展路径。蓝色金融与海洋经济密切相关，海洋战略关乎大国命运和强国崛起；“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中国作为陆海复合体国家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绿色寻锚：

清洁能源的点“碳”成“金”和金属“中心化”

气候政策金融化是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作用，存在以“碳”为核心要素的资本传导路径：一是政府定规。各国政府依照国际约定中承诺的气候责任，对温室气体的可排放数量统一管制。二是市场调控。通过市场规则和机制转变为可够出售的温室气体排放信用额度，通过价格杠杆实现对气候变化的调控。通过“政府定规+市场调控”的模式，将市场力量引入碳排放体系，以“碳”价格驱动新旧能源替代变革，推导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转型。“碳”作为清洁能源的代表将成为新的核心，大宗商品围绕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能源化”态势趋弱。“碳”要素以何种货币定价/结算将在金融市场内产生国际货币的角逐博弈，点“碳”成“金”——主导碳金融市场的货币权的变化。

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视角，大宗商品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已经出现摆脱美元“锚”和石油“锚”、追逐绿色寻“锚”的趋势——新能源金属中心化特征显现。化石能源（旧能源）主导的大宗商品能源化效应使得金属、农产品等国际价格以石油价格为中心；清洁能源（新能源）的替代表现为铜、锂、铬等金属因新能源发展需要成为未来大宗商品新中心。在绿色寻锚过程，存在新旧力量的博弈：一是新能源金融与化石能源在大宗商品市场存在价格抑制作用。二是美元货币周期变化仍对新旧大宗商品中心要素存在显著性影响，气候金融的影响仍处于弱势。三是中美大国货币的政策差异通过汇率和利率渠道形成传导效应，中国因素存在改变中心更替的影响，有去化石能源化效应，尚不能取代美元在大宗商品市场的货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