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煤将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接近70%。中国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低效、对环境有害或者非社会公平的，排放量减低必将显著伴随产出的相应减少，要维持每年6%-7%的平均增长，当且仅当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环境友好型增长时才可能实现。 所以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中承诺减排，压力将远大于其他国家。2000年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20%，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由12.9%提高到约23%。根据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最新年度数据，中国已经成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与美欧日等国还有较大差距5。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气候博弈中将必然被赋予极高期望，同时面临更多挑战。

        一是身份困境。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也越来越模糊，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提出雄心勃勃减排目标，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却远低于中国预期。发达国家一直希望中国能加入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中，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而这恐怕在所难免。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个重要策略是强调温室气体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这一策略正趋于弱化。中国目前年度人均排放量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未来的立场空间越来越小。

       二是外交困境。当前中国主张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立场空间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内部在碳减排问题上也开始分歧。如果集团分化持续下去，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将使中国陷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夹击中。对中国的减排期待不仅来自于谈判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中国至今仍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无法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有力影响。中国气候外交的被动之处就在于，即缺乏稳固的同盟，又缺少愿意主动帮着中国说话的“朋友”。

       三是贸易困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12年5月美国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税率为31.14%—249.96%的反倾销税。随后中国风电设备也遭遇贸易壁垒，美国商务部于2012 年7 月27 日公布要对多家风电企业被征收高达20.85%—72.69%的倾销税。贸易政策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确实有效的政治和惩罚手段。贸易壁垒措施小的方面看是为了把中国新能源产品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大的方面考虑则是抑制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四是自主创新能力困境。首要挑战就是技术困境。中国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而发达国家往往对对低碳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并追求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即使转让成功，技术输出方也会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控制关键技术。以清洁能源为例，2013年3月6日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发布报告称：连美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而事实上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是清洁能源技术，和美国企业在整体解决方案上的显著优势6，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中国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能力显著不足且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近年来尽管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当中国向欧美寻求技术支持时，常被美国以技术多为私营企业所拥有、中方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不力、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无偿或低价转让。美国担心核心技术向中国出口技术会加强中方军事经济实力或出现民用技术军用化等“安全化问题”，也担心中国强大的模仿和自主技术升级能力会在技术转移后，还未从中国这个尚未实现的清洁能源市场获利，就被排挤出去。对于在众多低碳核心技术中，到底需要国际社会转让哪些技术来实现中国的既定减排目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技术清单”。

       五是资金困境。中国的低碳发展存在巨大的融资瓶颈。仅能效投资需求，根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估计，“十二五”期间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总规模约为12358亿元，资金缺口4134亿元7。要实现中国到2020年要把碳浓度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40-45%的国际减排承诺，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2013年最新预估， 2015年和2020年中国每年气候融资的资金缺口分别高达12219亿元和14010亿元8。从资金供给面看，融资渠道狭窄。随着国际碳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收紧，国内公共资金在气候融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各商业银行也是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经济领域发展的主力军。但低碳项目往往存在较高的技术和资金风险，而政府提供的诸如风险补偿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足，加上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关注优先于社会效益，使得低碳项目面临着较为严苛和不利的债权融资环境。此外，公共资金引导能力不足，财政担保和保险机制缺乏，难以撬动大规模社会资本的进入。创新型融资模式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在的“碳金融”业务还处于概念和研究阶段，投资者对碳金融产品信心不足，也制约了低碳融资业务的创新。

       总之，2012 年以后国际气候融资市场的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不平衡、金融创新能力受限等，使得我国国内的气候融资还任重而道远。

       本文摘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发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