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表明，解决气候变化主要靠大国的行动。基础四国、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运筹大国关系关乎成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多边机制，不采取任何的单边“站队”。要借助美国希望与中国加强气候变化合作的新动向，为德班平台定下“自主承诺+审评”基调，但要防止严格评审；与欧盟加强技术和低碳发展机制方面的对话、交流合作，避免其过激的要求；与巴西、南非、印度紧密协调，捆绑立场，推动德班平台绝对量化减排、相对强度减排、行业减排、项目减排等多种行动，体现根据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为基础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公平的政策、经济秩序。同时，中国需要对大国加强研究，适当时机还可利用“二轨”对话，加强与欧美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

       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面对地缘政治和能源环境的种种风险，中国一方面需要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防范欧美通过气候变化维系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企图，以及美国遏制中俄的能源布局，维护中国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实供需来看，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移，消费中心则朝东亚发展，中美合作是能源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从产业来看，美方新能源产业利益的政治诉求逐渐压过化石燃料的产业利益，中美低碳合作的国内支持日益增大。因此中美应共同营造“能源互补互利的合作者”的关系定位，推动中美合作创造能源共同利益、提供全球能源公共物品。从未来低碳发展来看，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变化，传统的联合国“自上而下”治理已经很难把各国碳排放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中美欧等大国竞争不仅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你之所得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中，低碳和新能源竞争可以有效推动全球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我国当前能源消费量大，需要着力建设长期可靠、安全稳定的海外能源基地，着力拓展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进口战略通道，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积极支持能源技术、装备和工程队伍走出去，加强相关能源通道建设，提高陆上通道运输能力。此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深化对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调整变革的跟踪分析，参与和引导国际能源事务和规则制定。同时，中国和东盟可以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与周边国家实现能源环境领域的利益相互包容和合作共赢。

       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要继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团结，但也应正视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断分化的事实。“南南合作”是团结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惠的“利器”。在2011-2013 年的三年间，中国已经投入了2 亿元人民币向发展中国家赠送节能低碳产品，以及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尽管范围有限，但反映良好。从长远计议，中国要大幅增加“南南合作”的强度，以基金管理的方式加强南南合作的针对性，如支持会议、活动、设施以及人员参与国际活动的费用，同时，也可以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并逐步扩展社会资金的参与。

       中国的传统资源禀赋不足，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下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还未完成。面对世界范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的选择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充分洞察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风险、新技术与市场、新的金融体系、新的贸易标准制定、新的国家能源安全系统，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整体考虑中，把握能源安全、成本和环境这三个目标，把中国自己的环境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做好、做扎实，就有底气。中国定会抓住新的机遇，造福于百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