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已逐渐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制转向“德班平台”阶段。“德班平台”预期在2015 年的法国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涉及2020年之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其基本原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并由所有国家参与，其基本内容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2014 年和2015 年的国际谈判将是关键或艰苦的。从各种迹象看，各利益集团都在对德班平台进行不同的解读，围绕德班平台的谈判将直接影响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在历来的谈判中，均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强调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二氧化碳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巨大，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1.8吨，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2000年时，增长到2.8吨，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10年达到6.2吨，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从2007年起，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8亿吨，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2012年达到美国的145%。自2005年以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占世界的70%左右。如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至2015年，中国的排放总量会达到欧美的总合，至2020年，则会达到OECD国家的总合。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已逐渐失去弱者的位置，面临从发展中国家集团“毕业”的巨大压力。

       在气候变化的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博弈中，一直存在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G77+中国”三大集团，而中国历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均以“G77+中国”为基础，该集团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在气候谈判中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经济、政治背景和诉求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一致性已出现分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拉拢使得一些国家摇摆不定，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起到反作用。“G77+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仍会保持其形式，但作用会复杂。2012年形成的“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Like-MindedDevelopingCountries,LMDCs)很活跃，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并不能保证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2]。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均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相对接近，在以往的谈判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并以殖民的方式获取资源。二战之后，国际的经济市场和政治格局也基本确定，即世界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所左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这个具有30亿人口的集团需要冲破固化了的格局，谋求发展出路，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斥和挤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取发展机会，争取排放空间，争取国际规则重组则成为基础四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维系基础四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谈判中则要把握矛盾与合作的平衡，既顾及当前，又考虑长远，在欧盟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之间处理好矛盾与合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