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解决高碳行业转型资金缺口和棕色领域转型融资难题，我国债券市场相继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创新型债券品种，成为绿色债券的有益补充，为实现低碳目标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金融支持。

从市场第三方机构的角度，怎样看待“绿色”与“转型”的关系？我国转型类债券市场发展现状与前景如何？还有哪些细分领域需要更多政策优化与支持？......带着上述相关问题，新华财经近期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作为国内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国际化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通过智库研究、政策标准建议和数据库开发等形式，深度参与到中国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研究和咨询等领域。”王遥介绍，在转型债券融资的框架下，通过驱动发行主体设置转型目标、明确转型路径、强化转型的信息披露等，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环境气候风险对主体债务融资的影响，并帮助企业运用转型资金实现绿色装备制造、能效提升、技术升级等，优化发行主体的环境效益。

双碳目标下存在百万亿资金缺口 贴标绿色债券市场仍会持续扩容

绿色债券发展已经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债券数据库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我国境内外新增绿色债券发行数量221只，发行规模近5000亿元，截至6月末，我国境内外绿色债券存量约3.5万亿元左右，市场规模仍在显著扩大。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未来绿色债券市场仍会持续扩容。

从政策推进角度来看，2022年，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定调银保绿色金融发展主旨，强调金融支持、风险防范与自身管理，构成银保绿色金融发展路线；2023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年版）》（征求意见稿），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指引对《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进行更新，以更好适应绿色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同时，随着绿色债券市场逐步扩张，除了普通绿色债券继续扮演“承重”角色以外，愈来愈多新型贴标债券也进一步丰富绿色债券融资，例如“碳资产”“乡村振兴”“科创”等新标签将有助于充分释放绿色债券资源调配的作用。同时，近年来创新推出的可持续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也将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丰富债券产品供给的同时活跃市场融资环境、驱动我国产业技术战略升级。

对于市场热议的“绿色”与“转型”领域的关系，王遥认为，“从债券融资的侧重点来看，绿色债券以支持低碳经济活动为主，而转型债券的服务范围则做了拓展，用以支持高碳领域及尚无最优替代技术的行业低碳发展。此类高碳排放总量、高碳排放强度的行业在气候及环境相关的融资活动中往往面临更大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敞口，较大的金融波动性及资产搁浅可能性使此类行业在间接融资市场上越来越难获得低成本融资工具的支持。”

在绿债市场发展渐趋稳定、气候投融资创新工具迭出，以及转型金融被大力推广的背景下，未来绿色低碳投资融资需求体量仍然十分庞大。王遥透露，“根据多家金融与研究机构的测算，我国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总计需要新增投资超过百万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需要通过金融机构等社会资金投入实现，可以看出实现双碳目标存在百万亿元的巨大资金缺口和融资需求。”

强化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创新推出债务型气候投融资工具

近年来，人民银行及多个部委都在加大对气候转型的关注程度与支持力度。

早在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五部委就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气候减缓与适应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11月8日，人民银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并组织编制了《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2023年年初，人民银行印发通知，碳减排支持工具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将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金融机构范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截至2023年4月末，该工具余额近4000亿元，以再贷款形式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

“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可以对全国气候投融资发展提供充分引领，自2022年8月第一批23个地方入选气候投融资试点以来，试点工作不断推进。”王遥预测，未来监管部门将进一步组织搭建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价方法和评价工作机制，并推动项目遴选与入库，进一步发挥试点的探索、创新与示范作用。

而创新金融工具支持企业减碳融资方面，目前我国气候投融资金融工具应用有待进一步推广。当前，债务型融资工具是气候投融资的主要融资手段，但是整体资金规模远不足以充分、有效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对此，王遥建议，“未来一方面需要加强创新现有债务型气候投融资工具的品类设计，可在保障气候效益的前提下设置少量市场因素的连接机制，例如与权益类资产收益挂钩，或将发行债券利息与项目收益相联动，通过金融机构主体实践争取更大共识；另一方面建议做好信托、保险、基金等气候投融资工具的创新及推广，扩大气候投融资市场规模、提高气候投融资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调动各类投资者的参与积极性。”

“此外，应进一步发挥公共部门的引领与规制作用，如推广《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指南》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至更有指导性与约束力的国家与行业标准，对金融机构参与气候投融资的投资方向与信息披露等方面提供明确指引，同时优化公共资金参与气候投融资的方式，通过在混合融资工具等领域加强创新与推广，保障社会资金合理的投资回报，提高其参与积极性，从而撬动更多社会资金。”王遥补充称。

另一方面，随着全国碳市场扩容计划持续推进，金融机构将有更多参与碳市场相关业务的空间。王遥指出，“当前全国碳市场只纳入了电力行业，今年6月至7月，随着钢铁和建材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专项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化工和有色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专项研究项目启动会召开，预计全国碳市场扩容计划将有序推进，纳入更多高排放行业。全国碳市场的持续扩容，标志着纳入企业总量增加、行业企业多样化以及碳配额资产规模的扩大。”

完善转型金融“路径导向” 规范转型类债券产品边界

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披露数据，美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转型债券市场起步较早，转型金融的存量规模具有比较优势；2022年，在政策激励下，中国与日本转型债券发行规模增加，新增发行规模约占全球转型金融新增发行规模的90%；同时，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也逐步推出转型债券产品，未来全球转型债券的市场参与主体势必更加多元。

从转型类债券品种来看，目前我国与转型类债券产品相对应的指引类文件共有三份：一是2021年4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十问十答》，推出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产品；二是2022年5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开展转型债券相关创新试点的通知》，推出了“转型金融”产品；三是2022年6月交易所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特定品种公司债券（2022年修订）》，推出“低碳转型公司债券”和“低碳转型挂钩公司债券”债券。

从市场存量和增量来看，根据中财大绿金院绿色债券数据库，2023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新增发行转型类债券共19只，新增规模约137.5亿元，市场存量规模达1085.2亿元。在2023年新发行的转型类债券中，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共发行14只，新增规模94.5亿元；其次是低碳转型挂钩公司债券，新增发行3只，规模约26亿元，平均发行期限为2.75年，平均票面利率为3.37%。

从关键绩效指标来看，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KPI设置的多样性逐渐提高，从节能减排、能效提升、新能源装机数量等常见指标扩展到绿色建筑竣工面积、充电桩数量等。而低碳转型挂钩公司债券的发行人主要集中在金融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目前，我国转型类债券发展仍面临着标准目录缺乏、转型路径不清晰、市场激励不足、产品创新有限、目标设置单一等问题。

对于解决上述市场“短板”的措施，王遥建议，“一是要把转型债券发展与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各地区推动的转型金融标准、目录相互衔接，为市场主体转型融资提供明确的产品边界；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发展转型类债券的配套机制，尤其是信息披露、外部评价等，能够更好地为转型目标的科学性及转型效果的评价提供更便捷的机制与平台；三是发挥好激励政策的支持作用，比如在绿色金融领域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很显著的支持效应，未来包括煤炭清洁利用再贷款等相似的针对转型的激励措施可逐步完善。”

“发展转型类产品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出现假转型、或者转型未达目标的情形，或者发生技术变革导致原定转型目标失效的情形等，都需要纳入转型金融的风险管理框架，因此还需要用更加动态、全面、细致的视角去推动转型市场的发展。”王遥补充称。

展望后续，监管部门正在大力推动转型金融标准的出台和落地实施。据王遥介绍，“目前央行积极研究转型金融相关标准，首批拟覆盖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四个领域，未来将尽快形成科学和明确的支持框架，并提供规范化转型计划的信息披露要求，以保障转型标准对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

王遥还指出，“在丰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在经济转型、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以支持传统行业向低碳或零碳转型，未来将继续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并加大对转型压力比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人群的支持力度，确保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