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大多数领域，绿色溢价是正值，而降低绿色溢价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鲁政委告诉记者，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两种路径：一是增加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基于碳的社会成本对高碳技术的排放进行定价，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借以提升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二是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类绿色激励措施降低零碳技术的各类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将零碳技术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提升零碳技术的经济成熟度。鲁政委表示，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使得使用清洁能源比化石能源的成本更低。如此，就能够更好地撬动全社会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

“除了绿交所，各类金融机构也需要共同发力。”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庞溟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我国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推动绿色低碳投资、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变革式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助力实体经济和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高企业、全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观念，使绿色低碳不仅成为定价工具、评判标准和投资策略，更是成为价值观念、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