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取得显著进展，市场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产品创新踊跃，市场标准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在传统高能耗、高碳排放行业面临绿色低碳转型任务的当下，转型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被创新推出，转型金融标准研究也取得阶段性进展。

　　展望2023年，各方高度关注我国绿色债券及转型债券在制度规范、市场规模、产品创新等方面将取得哪些新进展。围绕这些话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

　　《金融时报》记者：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震荡、地缘冲突加剧，对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整体发行情况如何？

　　王文：当前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多次加息，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波动，欧洲在能源危机的影响下更是推迟了碳中和与清洁化进程。在此综合变局之下，中国绿色金融依然保持了蓬勃发展和领跑全球的态势。

　　就国内发展而言，碳中和进程已逐步进入稳速跑阶段，中国的绿色金融业务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明显的推动力，也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对外合作方面，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绿色金融合作范围，不仅牵头制定G20转型金融框架并落实《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还更新了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升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传递了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中注入中国金融力量，在推进全球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债券在金融市场的绿色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上半年，我国共发行绿色债券4006.36亿元，同比增长64.4%，年中绿色债券存量达1.42万亿元，增速和规模远超过往；2022全年绿债发行量更是突破了1万亿元，继2016年绿色金融元年以来规模首次破万亿元。随着各类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交易机制及市场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机构为绿色产业提供的融资业务越来越标准化、规范化，中国目前是全球绿色资金存量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绿色经济的核心引擎，绿色金融市场数年来在保持增量和增速的同时，还在质量和效益上迅速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绿色债券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绿色债券占绿色金融产品比重偏低、产品体系不够丰富，难以精准满足企业绿色发展需求、投资端“绿色”激励不明显等情况依然存在。在增加绿债供给、推动产品创新、提升投资吸引力等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王文：首先，增加绿色债券供给，是提升我国绿色直接融资的必经之路。目前，绿色金融市场中绿色信贷占绿色融资整体规模的比例超过90%，绿色资金大多集中在银行端，以贷款为主，应加强绿色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扩大绿色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应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金融市场，提高投资者的参与度。

　　其次，建议在绿债增量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过程中，防范和避免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等融资业务中的“洗绿”“漂绿”风险。为确保绿色发展不走偏、不走样，需要注重防范用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入非绿色项目活动中或对高碳项目进行虚假的低碳宣传，促进企业将目标放在新兴绿色产业的低碳成效提升以及传统棕色业务存量的转型方面。

　　再次，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深化发展需要投融并重。提升绿色债券投资的吸引力主要以绿色发展潜力和生态效益的挖掘为基础，同时需要完善绿色债券市场的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这有助于投资者对绿色债券的盈利预期和流动性预期作出积极考虑和评价。

　　最后，建议绿色债券市场与气候投融资试点相结合。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工作的推进必然会依赖和借助绿色金融市场和工具创新，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将会不断投入到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中去。绿色债券在气候投融资目标的需求下，应当更好地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等气候战略要求，缓和气候资金的时间和空间矛盾，形成一批先进经验。

　　《金融时报》记者：从完善制度规范角度看，您认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壮大还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加力？

　　王文：首先，绿色债券市场应继续提升标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中国绿债的国际化，推动绿色金融“走出去”，提升绿色金融的国际话语权，目标是建立绿色产业与绿色金融相协调的绿色标准体系，覆盖绿色生产、清洁能源、信息披露标准和规范等，进一步实现绿色产品标准、绿色物流标准、绿色贸易标准等与绿色金融标准之间的衔接，将绿色债券与绿色产业业务之间的联系从财务经营扩展到环境和社会等领域，贯彻碳足迹披露在全产业链供应链的连通。

　　其次，扩大绿色债券融资是扩大绿色直接融资的首要立足点，同时避免绿债资金较为集中、投放行业过于狭窄等问题，多元化的绿色融资活动是扩大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范围的基础，也有助于完善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以发挥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和鼓励作用。

　　最后，绿色债券市场应建立与完善现代化的绿色激励和约束机制，吸引更多的融资主体和社会投资进入绿色债券市场，与政府资金形成合力，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吸引更大范围的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扩大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为联合国气候治理议程注入新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发展转型金融正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点任务。您认为，鼓励发展转型债券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转型债券发展实践成效如何？

　　王文：转型债券是我国转型金融在工具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实践，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意义重大。如果以宏观视角来分析，绿色金融多是在能源消费端提供资金支持，转型债券等金融工具则可以在工业生产端提升碳密集型行业的转型速率。

　　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大都服务于“纯绿”项目，例如分布式光伏、水电站等，但金融市场对棕色行业的绿色化转型缺乏系统性的投融资帮助。转型债券等工具的出现则弥补了绿色融资缺乏对高碳企业转型的资金支持问题。

　　当前，我国在转型金融领域开展了相当多的务实性工作。转型金融试点早在2020年就已展开，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也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如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2021年年初分别发布了《转型债券管理声明》和《转型债券框架》，明确定义了转型债券并给出了合格项目类别，是推出支持转型金融的第一批指导性文件。2021年初，中国银行成功完成境外50亿元人民币等值转型债券定价，这是世界范围内首笔金融机构公募转型债券交易。2022年6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关于开展转型债券相关创新试点的通知》，拟创新推出转型债券，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支持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可以说，我国已先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转型债券经验，占据了全球转型金融市场的先机。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套被普遍认可且明确的转型金融标准。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发力，促进转型债券市场发展？

　　王文：转型金融作为绿色金融市场中的新兴概念，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均未形成明确的统一标准与框架。中国要实现为全球绿色升级转型提供可持续、可推广的支持作用以及提高转型资金的国际流动性，转型金融必须实现国际化和标准化，这是中国提升标准解释力和气候话语权并带动全球转型金融创新的机遇。

　　若要顺利推进转型债券市场的稳健发展，至少要应对以下三大挑战：

　　一是要应对转型债券支持的行业差异，转型金融面向的电力、建筑、有色金属等高排放行业各自具备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规划，这些领域的企业在资金需求、时点选择、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行业差异，这提升了转型债券标准制定的横向规模。建立转型债券的全行业标准规范，将为“1+N”政策体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蓝图提供重要的金融标准支撑和参考依据。

　　二是转型债券并非实现初期融资就完成使命，而是要遵循行业路径，提供长期性的、持续性的转型支持。不同企业受限于生产方式和技术积累，在运用转型金融资金上的个体差异较大，且需要金融机构开展长期追踪和动态评价，这为转型债券的设计和创新带来了较大时间跨度上的纵向要求，这是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路径提供可遵循、可复制、可持续的长期动态转型资金支持的必然要求。

　　三是转型债券不同于普通融资工具，转型债券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企业实现转型目标，因此需要建立科学自主的低碳发展评估体系，为转型债券等工具支持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评价与界定。

　　此外，转型金融市场所需的资金存在结构性矛盾，在资金需求端的高排放企业缺少足够资金投入到转型活动中去，在资金供给端的绿色资金受限于项目范围和基础信息，难以有效畅通资金对接。为此，建立转型债券的政策与市场创新，完善转型过程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是当前有效发力并促进转型债券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