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21期，暨“对话文科机构”系列第6期“气候变化——碳中和与人类未来”在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杨秀，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彬，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彭天铎，应邀参与讨论。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有9500余名观众同步参与。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庄严承诺不仅展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负责任大国担当，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一轮能源系统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全面变革的序章。为了促进更多社会主体深入理解并主动融入双碳事业，来自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四位资深学者，就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双碳战略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思路及可能途径各抒己见，提供了关于碳中和与人类未来的深知灼见。

极端天气：褪去面纱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且紧迫的全球性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更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是一种长期、深层次的挑战。

活动伊始，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研究工作的李政即以几组国际、国内范围内的极端天气现象呈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他谈到，在2022年夏天以前，在各类国际场合中被提及最多的极端天气案例是2021年加拿大利顿村（Lytton）的高温灾害。该村在当年6月连续3天打破加拿大历史最高温度，并以49.6摄氏度的数字创下北纬50度以北的最高温度记录。更不幸的是，高温在次日引发山火，导致该村90%的区域被烧毁殆尽。而步入今夏，罕见的高温天气大范围席卷我国，重庆北碚区连续两天出现45度高温，半个中国的气象图被深黄色和红色印染，水电大省四川甚至出现了多个水库“汛期反枯”、逼近死水位的罕见现象，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弦。无独有偶，欧洲也在今年饱受热浪侵袭，450公斤二战时期的炸弹和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现身河底、刻有“如果你看到我，你将哭泣”的“饥饿之石”也因河流干涸而重见天日。这些都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环境，这势必对人类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彭天铎进一步指出，连续性极端天气的出现，可能会演变成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长远影响。例如，2021年，我国华北地区遭遇暴雨袭击，河南郑州最大24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当地以往的平均年降雨量，这不仅使得城市陷入内涝，并由此引发了停水、停电、信号中断等一系列次生灾害。2022年，华北等地出现罕见持续高温天气，河南漯河连续5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类似的暴雨、高温天气近年来在华北区域频现，几年甚至几十年一遇的偶然事件演化为局部常态天气的可能性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方式等将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杨秀则以数项科研结果支撑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客观性与严峻性，并呼吁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她提到，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年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表明，当前地表的平均温度与工业化前期相比（即1800年前后），已经升高了1.1度；倘若任由这种趋势蔓延，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4度，这将给世界各地带来高温、洪涝、台风等不同形式的灾难。例如，Nature今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如果格陵兰岛的冰川保持当前的融化速度，至本世纪末，将有3.3%的冰川不复存在，并直接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30厘米，2亿沿海地区居民被迫沦为气候难民，进而诱发国家间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冲突。杨秀认为，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共同迎接种种威胁与挑战。

胡彬就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展开，他指出，不同的行业和国家在这一现实危机中所面临的处境不尽相同。例如，于建筑业而言，气候灾害后的重建工作可能为之带来利好，而对旅游业来讲，情况却不容乐观。类似地，某些国家可能因经济体量不足而缺乏能力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气候变化会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有的国家处于长期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理位置，而陷入累积性的经济损失，对长期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害。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些经济影响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等渠道造成相互放大。例如，去年的全球能源危机，部分原因就是欧洲地区因极端天气而导致风力发电能力大幅度下降、传统能源需求骤然增加的连带后果。

双碳战略：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人类生存挑战？对此，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即尽快实现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达峰，并努力实现碳中和。换言之，碳达峰与碳中和就是从源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李政以气候变化的物理基础为切入，清晰地阐述了双碳战略对于破解气候变化危机的釜底抽薪的作用。李政介绍道，温室气体及其引发的温室效应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温室气体主要由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物质组成，具有截留长波辐射、保存红外热能的能力。工业革命以后，人为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能量被滞留在地表，打破了地球原本的能量进出平衡，导致地球被迫升温。而这一过程，就是使得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碳是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因此，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而根本性地抑制气候变化。具体而言，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它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的过程。碳中和，则是要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直至剩余的排放量能够与自然界的碳汇正负抵消，实现相对净零排放。需要强调的是，狭义的碳中和仅以二氧化碳为对象，广义的碳中和则关注所有温室气体。从气候变化的内在原理来看，广义的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

杨秀表示，全球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多边政治共识——《巴黎协定》，其所体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为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份公平且有力度的机制安排。杨秀指出，控制升温是《巴黎协定》的核心目标，为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全球要“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无论是就温室气体的当前人均排放量还是历史累积排放量而言，发达国家都居于前列。换言之，发达国家对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这些国家也拥有显著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因此可以认为，责任与能力两条原则共同要求发达国家更早实现碳中和，这是其理应为提升全球人民福祉作出的贡献。

彭天铎指出，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活动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因此，推进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对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其一，能源供应体系低碳化，逐步以清洁低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其二，能源需求侧电气化，以用能终端深度电气化来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其三，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此外，彭天铎还强调了加速技术创新和提升居民低碳意识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与自然、技术协同起来，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能源系统转型，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胡彬强调，在重视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要兼顾适应气候变化的必要性。面对已经产生的或可以预见的气候变化，我们应当积极行动，降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胡彬举例道，2012年遭受特大暴雨后，北京迅速加强了低洼地带的路面警示系统，保险公司也随之完善了极端天气下的车险条款，这实际上都是针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适应性举措。同时，胡彬认为，要警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之间的张力。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以后采取节能政策导致高温带来的健康和死亡风险上升。因此，辩证地看待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关系，平衡减缓与适应政策之间的取舍，意义深远。

低碳转型：深度脱碳的现实途径

2019年初，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协同二十余所研究机构，开展《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项目，为国家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言献策。

李政首先申明了低碳发展战略的意义。他认为，面对气候变化，我们不能就气候谈气候、就环境谈环境、就发展谈发展，而是要将气候行动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协同起来。这实际上是一场绿色工业革命，既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开辟了一条以绿色产业为核心的新赛道。中国有信心和决心以双碳战略为抓手，统筹国内国际大局，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并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加速深度脱碳，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进程。

胡彬认为，尽管低碳转型是一条颇具难度的道路，但是中国有能力在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胡彬以2013年来的空气治理为例，从PM2.5浓度爆表到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我国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可能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在此期间，全国GDP相比2013年增长了39％，能源消费量和民用汽车保有量分别增长11％和83％。这一卓越成绩，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杨秀进而阐述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她将之归结为“三板斧”：第一，控制不合理的需求，以绿色低碳、简约适度、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社会发展；第二，提高能源效率，以节能减碳的科学供给方式满足合理需求；第三，推进能源替代，以非化石燃料重构能源系统。杨秀认为，只有发挥组合拳的效力，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迈向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图景。

彭天铎围绕杨秀提出的三大措施，以交通部门为例，阐述了推进交通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包括引导交通需求、推广低碳交通技术装备、提升运输组织效率等。此外，他也指出，交通部门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存在广泛联系，导致影响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多且繁杂，不仅要考虑其本身因素，同时也需要与城市规划、电力系统等多部门协同，将交通部门低碳转型融入全社会深度脱碳的宏观战略布局，共同推动实现碳中和。

结语

活动末尾，李政重申，气候变化不仅是人类面临的现实的、急迫的挑战，更是长期和深层次的重大威胁。它究竟会对人类未来影响几何，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意志、决心和实质性的行动。而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既是人类克服气候危机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彰显大国担当的宝贵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