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字化手段和现代企业运行机制，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广泛动员公众参与消费端碳
减排”，这一多元
碳普惠机制正在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中国方案。
正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七次大会（COP27）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大会期间，这一创新模式被广泛认可，“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参会代表找上门，希望将这一碳普惠机制引入其国家”。
这一机制好在哪里？在COP27“绿色生活，共建共享——倡导公众参与绿色行动边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杜少中介绍，近年来，低碳消费、生活绿色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他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虽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减排行为很微小，但所有人的低碳行动叠加起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就会形成相当庞大的减排量。
中科院2021年公布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全社会
碳排放总量中，生产端占47%，消费端占53%。此外，联合国环境署相关报告也称，家庭消费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从中国碳排放结构来看，26%的能源消费直接用于公众生活。消费端减排潜力巨大。
“通过把数字与
碳中和融合起来，用数字化促进绿色化、低碳化，就能实现1+1>2的效果。”杜少中说，不仅如此，消费端减排还会反过来促进、引导生产端的减排，给政府的进一步决策提供积极支撑。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委员、绿普惠联合创始人孙东杰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
今年9月18日，基于绿普惠云打造的
山西省碳普惠平台——“三晋绿色生活”在“黄河峰会大河
论坛”上发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有9个场景企业接入，带动超过120万人践行低碳。
“我们帮助广汽丰田打造了车主碳账本产品——丰云绿动。”孙东杰介绍，借助这一碳账本，新能源车车主用车所产生的减排量得以量化记录。车主的减碳与售后服务挂钩，比如用减排量换机油、抵工时费等。目前已有5.4万车主加入进来，产生减排量1.5万吨。
孙东杰介绍，自去年8月25日全国低碳日发布以来，这一多元碳普惠机制为1400万用户建立了碳账本，以量化记录其减排情况。目前，已有10类减排场景，对接了17个减排应用，以及5个政府客户、24个企业客户。累计减排次数3.8亿次，产生减排量18万吨。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碳普惠类型多样，但各有优缺点，直接影响到消费端的减排效果。
在今天（14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媒体交流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执行主任、绿普惠创始人陶岚介绍，目前存在的碳普惠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政府主导（政府主体单一）的碳普惠机制、企业主导（企业主体单一）的碳普惠机制和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的碳普惠机制。
她分析说，第一种碳普惠机制的优点是公益性强、公信力高、理论基础强。但缺点是参与企业少、标准不完善、数字化程度低、公众感知度低、激励模式有限（依赖单一的碳
市场或者个别合作企业）。
第二种碳普惠机制的优点是数字化程度高、公众参与度和感知度高，但缺点是公益性低。企业为自身平台维护用户服务，只能记录企业自身平台用户的减排行为，无法实现数据打通。标准不健全，无法实现交易。激励模式有限（仅依靠企业自身补贴）。
而第三种碳普惠机制主体多元、标准多维、数据互通、激励多样，解决了以上两种碳普惠机制所面临的
问题。政府、企业形成合力，各参与机构之间互不隶属、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全民绿色低碳行动。陶岚表示，多元碳普惠机制是新型的环境治理体系下碳普惠发展的新模式，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具体体现。
陶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多元碳普惠机制已经得到了中央和多地地方政府的认可，相关
政策文件也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今年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中明确提出，普及数字化绿色生活方式，推进远程办公、在线会议、公共出行、绿色消费的广泛应用，积极探索多元参与，可持续的碳普惠机制。
今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2022年度报告》也肯定了各地政府探索开展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碳普惠，激励全社会参与
碳减排。该年度报告还肯定了多家机构推动成立“碳普惠合作网络”，建立多元社会化参与机制，推动碳普惠更好落地的做法。
陶岚表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形成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绿色消费，这都需要人的绿色低碳行为的现代化。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减排场景全覆盖，形成用户个人全面的碳账本，这一模式应广泛推广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