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能源安全着重体现在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和智慧能源技术和系统的广泛应用。

　　近年来，气候变化、疫情等对全球化体系及全球产业链产生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怎样平衡经济增长和能源减排的关系，我国又该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寻找新的竞争力来源？

　　围绕这些问题，近日，新京报贝壳财经对话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武雅斌。他表示，减碳过程如果不加辅导，会对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扶持措施，降低减排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实现碳中和的一个前提是能源安全。在武雅斌看来，未来的能源安全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即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下降，绿色能源的比重逐渐上升；二是智慧能源技术和系统的广泛应用。这两个方面将成为未来影响力投资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的热点。

　　在减碳过程中，政府应出台扶持措施赋能中小企业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和能源减排的关系？

　　武雅斌：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分两个阶段来看，前一个阶段(指碳达峰阶段)我们是有迹可循的，西方发达国家大概从2007年到2013年已陆续实现了碳达峰，碳达峰是一个数值拐点，它们有一些技术成果、政策经验及教训可以借鉴。

　　例如日本实现碳达峰后，碳排放量连年降低，从2013年到2020年减少约18%，代价是产业活动减少了约20%，一些日本企业被迫面临生存转型。

　　这就说明减排有成本，减碳过程如果不进行辅导，会对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扶持措施，设置政策过渡期，特别是要为中小企业赋能，降低减排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新京报贝壳财经：疫情影响下，产业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内在动力是什么？

　　武雅斌：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资本不会睡觉，创新不会停步”。疫情发生以来，虽然人员流动和交往减少，但有些产业异军突起，有几个例子。

　　一是免接触行业，很多机构已经转变了办公方式，很多会议转为线上召开，有的国际组织执行了“work flexibility(弹性工作)”制度，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和自由。线上会议的软硬件市场规模迎井喷式增长，云上展览会、洽谈会等交易撮合量也在逐步提升。二是线上文旅业，通过AR、VR等技术让大家沉浸式地游览看展，虽然不能取代现实旅游消费，但这是很好的尝试，还能解决未来部分线下景点承载力有限的问题。三是大健康，包括飞盘、自行车等过去可能没有受到太多重视的体育项目或产业，现在越来越流行。另外还有预制菜、医药、PPE和抗疫物资等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的市场已在慢慢转型，而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迫切地需要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最近我们就在向非洲市场推广中国的PPE(个人防护设备)物资和产品，这些都是企业可以去探究发展的方向。

　　全球价值链讲求合作共赢，要优势互补、协同共生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全球价值链位置看，中国部分产业跻身全球中高端，也有部分产业环节处在中低端，可从哪些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形成互补？有哪些合作新机？

　　武雅斌：全球贸易中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是价值链贸易，即一个产品的诞生需要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提供不同的生产要素，也就是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实现。

　　从2016年开始，中国多部门就出台政策，鼓励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全价值链发展”的范例。2017年9月，“复兴号”列车在京沪高铁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复兴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占领高铁生产技术全球制高点、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标志。

　　虽然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对终端产品价格的掌控力较低、产业转移和订单转移等问题，不过中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腾笼换鸟”的意义。

　　一方面，把一些已经不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尽快淘汰或转移，为产业升级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收购并购，从价值链的更高端切入，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

　　在近两年新冠疫情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中国更加注重补链、延链和强链，特别是对少数关键技术装备，更是加大技术引进和研发力度，双管齐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并重，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全球价值链中讲求的是合作共赢，不能“赢者通吃”，要形成“命运共同体”，把更多利益攸关方通过价值链深度联结在一起，不断挖潜，优势互补，协同共生，不断把蛋糕做大，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同时，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带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掌握绿色发展、智能制造时代的主动权，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绿色价值链。

　　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关注包容性发展问题，不让任何人落下

　　新京报贝壳财经：极端天气及能源转型会提升绿色投资相关的物理风险，这是否会影响社会资本的选择？怎样降低风险、提升相关投资的吸引力及机构主体的活跃度？

　　武雅斌：能源动力从来都是历次工业革命最核心的应用场景。新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应用是大势所趋。

　　未来的能源安全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即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渐上升，特别是绿色能源将成未来能源构成中的主体；二是智慧能源技术和系统的广泛应用。

　　一直以来，能源电力产业是全球减碳的重头戏，必须通过数字化改造，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升效率，增强电网的稳定性和韧性。以上两方面将成为未来影响力投资和ESG投资的热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采用数字化技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们整体数字化技术的水平如何？还有哪些挑战，您对此有何建议？

　　武雅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不断实现产业跃迁，在不少核心领域走入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呈齐头并进之势，这是非常可喜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中国在部分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上仍需继续努力。

　　同时，数字化的实现，以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数字化发展不均衡。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关注包容性发展问题，不能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不让任何人落下”。

　　零碳化恰恰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倒逼机制，它是转型的压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共生协同发展的。比如一个企业在长沙改造了所有的数字交通路口，信号装置等，由于它减少了拥堵，减少了汽车在路上行驶的时间，大大降低了事故发生率，客观上达到了减碳效果。

　　短期来说，碳减排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付出的成本，也是这些国家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从长期来说，这是对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锤炼，没有减碳零碳指标是没法进入国际市场的，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和责任进行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