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金融被讨论多年后，2022年“转型金融”成为双碳领域一个新的热词。

2月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人民银行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将与各方共同制定转型金融框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代表人民银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深度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和协调工作。

什么是转型金融，它和绿色金融有什么区别？对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有怎样的意义？上述G20转型金融框架目前研究的进展如何？8月20日下午，在第一财经主办的“2022年零碳峰会”上，马骏围绕《转型金融和“双碳”目标》做了一场精彩的主旨演讲。

马骏透露，G20转型金融框架目前已经经过了三轮讨论，9月之后，工作组将把文件提交G20央行行长和财长审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G20峰会。预计到11月中旬，能够得到峰会领导人的正式认可。框架确立了界定标准、信息披露、金融工具创新、政策激励、公正转型五大基本共识。其中，公正转型，也就是考量转型所带来的金融、社会风险等，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内容。

什么是转型金融？

“关于转型金融，我想讲点历史。”马骏在发言中说，“2016年，中国担任G20的主席国，那时就设置了要讨论绿色金融的议题，争取形成绿色金融全球共识。当年就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组，我有幸代表中国担任这个研究组的共同主席。此后这个小组做了很多年的工作，现在已经演化成目前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由中国和美国共同主持，我是代表中方的共同主席，美国是由其财政部的官员来代表美国担任共同主席。”

去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形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共识，叫做《可持续金融路线图》（G20-Sustainable Finance Roadmap）。路线图中，提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G20层面的转型金融框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马骏强调。

那么，转型金融和绿色金融到底有何区别？马骏表示，绿色金融简单说就是支持那些纯绿的或者接近纯绿项目的金融服务。比如说新能源、电动汽车、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这些项目都已经列在现有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产业等绿色金融目录里。

而转型金融的目的是要为高碳的经济活动向低碳转型提供融资。“像钢铁、水泥、铝业、航空、煤电等，基本上就是被碳交易市场覆盖的八大领域，都属于高碳的行业。这些高碳行业目前还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来向低碳转型。因为它们被认为是 ‘两高一剩’，往往到了银行要钱要不着，或者额度不断在下降。”马骏说。

在国际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马骏表示，一些欧洲的银行同样很担心参与任何形式的跟煤电相关的融资。即便煤电企业要转型做新能源，银行也不敢给它们融资。因为银行怕被认为是在“洗绿”。

“市场上很多声音认为，只要给煤电企业贷款或者是投资，那一定是‘洗绿’，不管企业是不是将要转型。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真正想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企业就很难获得融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策框架，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支持这些高碳的活动向低碳转型。”马骏说。

转型金融框架五大共识

对于目前正在制定中的转型金融框架，马骏透露，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已经经过了三次工作组会议，进行了三轮讨论，还将有第四次，在今年9月之前就要完成讨论工作。之后，工作组将把框架提交到部长级讨论，包括G20央行行长和财长，经由他们同意后，再提交G20峰会。预计到11月中旬，能够得到峰会领导人的正式认可并发布。

马骏在发言中说，目前框架的初稿已经形成，关于框架的五个要素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个要素是必须对转型活动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就是要讲清楚什么叫转型活动。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界定的，必须要有比较明确的、权威的一套界定标准来认定，保证这些活动确实是转型，是真的转型，不是假的转型（transition-wash）。

第二个要素是要有一套比较严谨的披露要求。对这些转型活动，必须披露其转型的计划、起点的碳排放量以及未来不同时点碳排放量下降的绩效。同时，还需要展示碳排放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包括公式、基准。此外，还要披露公司治理的方法，也就是到底怎么落实减排计划等。这些因素都需要有足够的透明度。

第三个要素就是各种各样金融工具都要用上去，要有一个工具箱（tool box）。其中，不仅包括现在已经看到的债券、贷款等债务性融资工具，还应该要用更多的股权、保险、担保等工具。

第四个要素是政策激励。很多转型经济活动并不一定很赚钱，相对于一些纯绿活动来讲，许多转型活动的盈利性可能更差。比如，最近几年，像新能源、电动车等项目盈利都非常好，相关公司的股价也在涨。这类行业越来越不需要政府补贴之类的支持。但是，许多转型活动还很困难，很多转型企业在财务上遇到困难，它们的杠杆率也很高，融不到资，或者被迫去融非常高成本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由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和帮助，让它们能够获得比较低成本的资金，能够获得更高的盈利性，来吸引社会资金。

具体到政策工具，马骏表示，有很多。以前绿色金融领域中用到的，像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地方政府的担保贴息等，未来都可以用上，去支持转型活动。还可以放开思路，找到一些非金融口的激励机制。“比如，最近我去兰州做一个双碳规划研究，当地提出，能不能考虑以电价作为激励机制，对那些有很好的转型计划的企业，给它们低一点的电价作为一项激励？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马骏说。

第五个要素是公正转型。“这也是五大要素当中一个比较新的，但很重要的要素。”马骏表示。所谓公正转型，就是要保证在转型过程当中，不产生太多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传统的转型活动往往会伴随一些失业，最后可能造成社会问题。再比如，转型过于激进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产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在转型活动中加以考量，并且采取措施去减少或者应对这些风险。其中，也应该特别考虑，怎么把金融手段纳入进来，帮助实现更加公正的、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的转型。”

综合以上五个要素，马骏认为，转型金融框架的确定对于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非凡。转型金融能够助力我国落实“30、60”的目标，真正实现减碳，同时防范金融风险，防范社会风险。

转型金融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那么转型金融在国际上是如何发展的，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中国要如何走出符合自身产业特色的可持续金融之路？

马骏表示，转型金融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比较新的，从提出到现在也就两年左右时间，现在市场上慢慢出现了一些做法。在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做得相对早一点，既有债权类的融资工具，也有股权类的融资工具，具体案例主要是可持续挂钩的债券以及贷款。此外，据了解，在欧洲还有几个机构在尝试设立转型基金，或者称为公正转型基金。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作为一个行业组织，也主动提出了一套框架性的、原则性的办法，来规范这些转型金融活动，包括要求主体要有转型的计划、信息披露，以及保障措施等。

“这些要素都挺好，大部分这些已经有的市场实践，都会被纳入现在正在起草的G20转型金融框架。”马骏说。

国内也有一些实践。他谈到，去年至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继推出了可持续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产品的指引；国内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出台了关于转型相关的金融产品规范，包括搞了一些转型的目录，“当然这是银行内部用的，还没有到国家的层面。未来，在国家层面，我们也会有官方的转型金融的目录。”马骏说。在他看来，转型金融目录是我国发展转型金融要实现的第一步。所谓转型金融目录，就是“拿出一张清单来，比如说在十大高碳的行业，每个行业当中有几条转型的路径，每条路径用了以后，能达到什么样的减碳效果，都要讲清楚。”

第二，要有明确的披露要求。“应该披露转型企业完整的转型路径，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实现净零排放的过程中，你准备干点什么事儿？要把完整的路径描述出来，而不光是一些具体的项目层面的转型效益。”

第三，还要扩展金融工具的选项。不仅仅包括债券一种类别的金融工具，未来，股权类、保险类等工具都要用上，来支持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转型活动和解决它们的不同需求。

第四，公正转型也要纳入考量。比如，如果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失业问题，那么它就应该被要求做一个评估，到底会不会，或者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失业。如果有失业问题的话，那么企业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再就业、各种各样的培训计划等，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安排，政府和投资人如何给它一定的奖励。

转型金融工具创新如何展开？

去年，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在未来30年，在碳中和背景下累计需要487万亿元绿色低碳的投资，包含纯绿项目以及未来转型所需要的融资。

在马骏看来，转型所需要的融资可能会大于纯绿项目产生的融资需求。理由是，从现在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绿色信贷占到全部信贷的10%左右，初步判断，符合绿色目录要求的经济活动差不多占比10%，剩下的90%都可以称之为非绿的活动，而非绿的活动大部分都需要转型。

“因此，转型所需要的融资量很可能要比纯绿的活动更大。”马骏说，未来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绿色金融支持，还是转型金融框架所支持的融资，都会成为整个“30、60”背景下绿色低碳融资的一部分。

转型金融不仅需要大的资金规模，更需要金融产品的创新。去年交易商协会已经推出可持续挂钩债券，今年6月又推出了转型债券。前者的特点是不要求资金限定在一个具体的用途中，但必须承诺减排的绩效。比如，资金使用后，企业能耗强度要降低多少，或者是排放总量降低多少，再或是排放强度降低多少。达到了一个（组）KPI（关键绩效指标）之后，市场就可以给予奖励，比如利率可以低一点。反之，就会有处罚，利率就会高一点。而转型债券则要求资金必须有具体的转型用途，但是没有要求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KPI跟利率挂钩。

“未来的转型产品不会仅限制在这两种产品当中。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股权类的融资工具，因为很多希望转型的企业，现在其实最缺的就是股权投资。”马骏表示。

他举例说，现在很多省级的煤电企业都需要转型，都想转变成新能源为主的企业。但是，很多这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几，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借不到钱，即使借到钱也非常贵。那么，对于这类企业而言，首要的任务是赶紧先融一点股权的资金，把自己的杠杆率降下来，这样才有机会获得债务类别的融资。

此外，马骏表示，还有更多的风险管理方面的工具应该用上。比如保险类，因为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有些是财务方面的风险，有些是非财务风险，这些风险大部分都可以用保险的工具来做对冲。政府支持的担保类金融机构也应该介入，来帮助这些企业降低融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融资成本。

如何防止“洗绿”风险？

在探索转型金融的同时，如何防止“洗绿”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洗绿”，就是一些企业或者机构，假借“绿色”的名义获取融资去投资“不绿”的项目。在绿色金融的范畴下，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办法来应对这类洗绿风险。

马骏介绍，第一是通过明确界定标准。比如，现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标准以及绿色产业目录等，如果不属于这些目录中的活动，就不能给“绿色的钱”。第二，信息披露的要求。目前，生态环境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都已发布相关文件，要求发行绿色金融产品的主体必须做出相应的信披。第三，第三方机构认证，来证明所融得的绿色资金真正用到了有环境效益或减碳效益的项目上。他表示，对转型金融来说，同样要用这三道防线来防范假转型，而且要求要更加严格。

马骏强调，在发展转型金融过程中，同时必须防范两类风险。一是洗绿或假转型风险，这主要靠上述三道防线。第二类风险是“一刀切、简单化”地对待“两高一剩”行业的风险。如果明知一个高碳企业是有希望转型成功的，但不安排金融支持，就可能人为导致这个企业的转型失败乃至破产倒闭，最后带来坏账等金融风险。

过去，我们把经济活动简单分为绿色的和棕色的，有机构认为，绿色的要支持，棕色的就得“砍”，但是没有深刻理解到棕色或者“两高一剩”行业中有很多企业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变成绿色。如果 “一刀切”的话，就把这些企业给弄 “死”了，连转型的机会都没有给。所以，必须精细化地去对待这些高碳产业的经济活动。有些是应该支持的，而有些确实是应该淘汰掉的。

“如果，（一些项目）转型做得好，对参与的金融机构来说，我认为不会产生很大的金融风险，反而会帮助一些高碳资产转变为低碳资产，从而减少风险。但是如果做得不好的话，转型金融支持了一大堆假转型活动，那就要出问题了。”马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