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正式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如今时间已过去近一年时间，从光伏到风电、水电、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产业链均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也出现跨越式提升，一些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在国际新能源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明面上看，实现“双碳”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彰显大国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更深层次，碳排放权、碳交易甚至碳税不仅是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构建国际新秩序和大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方面，还是我国在一些产业上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更是我国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迈进的一个必经之路。

先说国际秩序方面，未来关于碳排放相关规则的制定是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必争之地。如果我国尽早实现了碳达峰与碳中和，不仅能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主动权，更能在相关产业发展上占据全球制高点。回顾近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美国就是凭借其在国际清算与能源交易领域的规则制定权而享受到巨大的发展红利，进而牢牢占据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

“二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国际货币体系也分崩离析，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丰富的黄金储备，趁此机会推出了所谓“怀特计划”，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雏形。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通过，约定美元与黄金实行挂钩，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也是美元被称为“美金”的原因。美元自此正式成为国际清算和储备货币，这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不仅可以通过美元的地位对其他国家在支付和清算领域实施制裁，更能在美国经济本身出问题的时刻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启印钞机，让全球其他经济体为其买单。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就曾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因此也就出现了美国经济一有问题，全球经济跟着“吃药”的情况。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设计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也就是所谓“特里芬难题”，而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彻底瓦解，但并没有因此撼动美元在全球支付领域的地位。恰恰相反，美国同期通过与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达成协议，约定石油交易均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后续又通过控制石油产地，进而构建起了石油美元体系，以确保美元在全球的核心地位。目前，美元的核心地位正在因其财政赤字货币化而逐渐下降，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寻求替代美元的新的交易媒介，碳排放权最早就是欧洲提出的，全球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大势，碳排放权之争无疑是大国间博弈的重要领域，碳排放权也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替代美元地位的全球通用交易媒介。因而，谁在碳排放权上率先实现碳中和无疑就占据了制高点。

再说新产业方面，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速也总体呈现下行趋势。造成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刺激政策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使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重构经济要素配置的突破性新技术没有出现，由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原动力缺乏。我国传统刺激经济增长的房地产、汽车、基建也同样呈增速下行的趋势，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的颠覆性产业。

“双碳”恰恰为新产业的出现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比如传统汽油车，老牌企业已经在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积淀，为新进者筑起了壁垒，新进者基本不可能绕过，而智能化电动车的出现对整个汽车产业可以说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堪比当年苹果手机的出现对手机行业形成的巨大影响，电动车还能有效带动上下游万亿元的产业链。我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早早培育这一赛道，如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走在全球前列。类似行业还有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这些新产业的出现未来还能带动特高压输电、储能等下游产业链，为经济增长提供潜在动力。美国目前也逐渐发现了这一领域的潜力，近期提出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销量要占新车总销量的50%。

最后说产业结构向高端发展，发达国家最早提出碳排放概念的初衷除了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外，也有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因为一个国家经济起步都需要走过粗放式发展的道路，而粗放式发展就必然伴随高耗能或者说高二氧化碳排放。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主动规避发达国家在碳排放领域对我国的压制，进而提高我国生产的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含量，减少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短期我国降低总体能耗和二氧化碳的压力较大，但也不能过于冒进，近期部分地区加码“能耗双控”，不仅会对相关地区的工业产值形成一定影响，还会对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毕竟“双碳”目标是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一刀切”。

只有正确认识“双碳”提出背后的深层次含义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兴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让经济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