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比病毒本身。随着人们开始居家隔离，以及学校、酒店、娱乐、旅行和非食品零售业渐次关闭，经济活动骤然停滞。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宣布经济刺激计划，以振兴突遭冲击的经济，并大量举债以保持经济体系的运转。美国政府出台了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英国提出了3500亿英镑（合4,080亿美元）的方案；而欧洲中央银行也以一套7,500亿欧元（合8,100亿美元）的方案作为应对。但像往常一样，症结在于细节之处——这些财政刺激措施具体将如何实施？

有关中国雾霾消散、威尼斯运河中重现鱼儿身影，以及因经济活动减少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下降等报道，显示出这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并非全无希望，我们可以趁此看清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最近警告说，假如不通过经济结构改变促成能源转型，为应对新冠病毒危机而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反而可能会阻碍清洁能源的未来。

最后的机会窗口

短期内只专注于重建经济必将伴随巨大风险，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化石燃料经济活动的爆炸性增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每当经济不景气导致排放量下降时——即便这可能是暂时现象，几乎都会伴随政府尝试恢复正常经济运转而导致排放量反增。例如，2011年12月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和生产水泥的排放量继在2009年减少1.4%之后，在2010年增加了近6%。

中国现已放宽了使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四成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这让排放和污染问题再次抬头。根据卫星数据，仅氮氧化物排放量就比2月中旬增加了50%。在全球石油需求下降之时，沙特阿拉伯仍持续增产这种化石燃料让油价暴跌，这改变了让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迅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

纾解石油、天然气、航空和其他污染行业的困境看起来是能源转型之路上的一步倒退。最起码，社会和经济公平问题的解决本可以采用为所有国家支持措施附加一定限制的方式，比如部分公有制、支持工会、扩大卫生医疗服务覆盖范围等等。

绿色刺激措施

“绿色刺激措施”可以通过执行符合《巴黎气候协定》中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要求的措施，来履行我们的环境承诺。《巴黎气候协定》背后的原则以及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反映在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中的“对环境无重大损害”，以及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吁中。将这些纳入企业政策，而非寻求经济困难的一时缓解，更符合常识。

这次机遇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确保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都将重点放在绿色措施上，从而重新勾勒我们的经济增长理想图景。从欧盟的绿色协议到美国的绿色新政，我们已有无数已公布的路线图来说明绿色协议如何能够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兼顾干净清洁的环境。从周日学术界联合发布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采取绿色刺激措施一事不难看出，新的构想也正得到提倡。

绿色刺激措施只要实施得当，就有望促成一个更智慧、更清洁、更有弹性和更公平的经济框架。我们已经知道旧模型不再适用于未来的目标，并且我们已掌握了确保新方法能够成功的技术和流程。但我们可能缺乏的是足够响亮的声音，好让风声鹤唳的政治家和持疑不定的银行家都能听到。不过，已经有不同意见者发出了坚定的宣告：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转方式不再奏效。

透明度

通过呼吁就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以及气候风险进行报告，透明度议程已经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要理解来自化石燃料使用、极端天气事件或新发疾病的影响，关键就在于了解发生概率和影响水平。非政府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警告说，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和速度都超出预期，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不平等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不满。在新冠病毒完全蔓延至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之前，这份于1月发布的报告就已警告说我们的卫生体系“不符要求”。

投资者会根据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做出决策——他们的资产与负债需要同预期风险相适应。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已经不管用了。潜在的极端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使用历史模型所能预测的。这意味着管理未来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在体系中建立与气候相关的经济适应能力。

希望的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向我们说明了当今世界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还展示了通过国际协调和行动人类可以实现哪些目标。就现在而言，随着各国正倾向于国家主义和反全球化，国际气候谈判已然陷入僵局。我们所经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只会加剧这一情况，许多国家现在无力投入资源来支持对抗气候变化的宏伟远景。计划于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很有可能会被推迟，实现2030年目标的机会也将随之再度延后。

然而，假如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的经济刺激措施着眼于新的经济运转方式，那么实体经济可能会取代国际社会上的气候谈判专家代表，成为行动主力，并将2020年变成一个美好光明未来的开端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