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迫。
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一。
《巴黎协定》确定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全球
碳排放尽早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根据《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8年度报告》，2017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
然而，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331亿吨，比2017年增长1.7%。
8月22日，在中新社主办的“低碳能源转型 赋能经济发展”国是
论坛上，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绿色低碳转型不能迟缓。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在邹骥看来，在讨论是否要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时，应该找准出发点，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他认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不仅体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更高环境质量的追求上，还体现在对更高质量能源服务的需求上。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88倍，代表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近4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存款实现从1到万的指数式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结构改善的根本因素。70年间，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要求更高。
邹骥指出，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新的变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对量的追求慢慢成为过去时，反而追求的是质，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创新日新月异，5G、大数据、移动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
邹骥指出，虽然上述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的能效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能耗。“最近两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出现反弹，特别是煤的反弹，实际上是电拉起来的，去年用电量同比增长8.5%。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
问题。”
当传统能源发展遇到瓶颈，能源转型不仅能解决石油和煤炭所致的污染问题，还能带来更多益处。
邹骥指出，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是从战略上提高国家能源安全最终的出路。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
“阳光和空气的流动是不会被别人干扰的，如果在30年之内，能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中国对进口能源的依存度将下降。”邹骥说。
此外，清洁能源还能提高能效。邹骥认为，这不仅可以进一步节约企业的能源成本，提高产业的竞争力，还能提供新的税收来源、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的商机。
除了安全和经济利益外，发展清洁能源也能带来战略利益。邹骥指出，可以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国家在全球范围的公信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获取相对的战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