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GHG Emissions per Capita

Figure 1 Comparison of GHG emissions per capita between Chinese c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ities
76个典型城市中，12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中国9个；300万以上人口的有44个城市，其中中国28个。

城市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的排序中，前20名中有13个中国城市，人均排放量在10.84～56.43吨之间。这些中国城市包括中西部的银川、太原、西宁、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大多是工业型城市，人均排放高。东部工业城市紧随其后，如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沈阳、济南。国外城市中，墨尔本和悉尼的人均排放最高，分别为57.25吨和19.77吨。迪拜、芝加哥、华盛顿、奥斯汀和波特兰位列其后，人均排放均在10吨以上。国外城市的排放特点是交通及服务业生活所占比例较高，如奥斯汀的交通排放占36%，华盛顿服务业排放占20%，迪拜交通排放占22%。

人均排放量低于5吨的24个城市中，中国城市有6个，分别是西安（4.87吨）、台北（4.49吨）、长沙（4.43吨）、南宁（3.45吨）、澳门（2.83吨）和海口（2.49吨），其中西安、长沙和南宁的工业排放分别占各自总排放的44%、32%和78%，而澳门、海口的排放中交通排放占比最高。台北的服务业和生活排放占排放比例为74%，如此高的比例在中国城市中比较少见。国外人均排放低于5吨的城市有18个，包括阿克拉、萨尔瓦多、拉各斯、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安曼、利马、基多等城市，其中欧洲最多（7个城市），非洲有2个，拉丁美洲5个，亚洲3个（东京、汉城和安曼），北美1个（温哥华）。国外城市工业排放占总排放比例普遍较低，交通、服务业和生活排放的比例相对较高。欧洲发达国家已经过了经济快速发展、资源能源高消耗阶段，欧洲城市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不再有高能耗的工业和低端制造业，能源较清洁，因此实现了人均低排放。非洲城市人均排放也较低，均在6吨以下。

人均排放5.00～10.00吨中等排放城市，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城市，也有茨瓦、奥克兰、多伦多等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市。相比于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欧洲城市，北美城市人均排放普遍较高，与北美居民的资源与能源消耗模式较高有关，如不间断的制冷和供暖；很多北美城市的发展模式是非集约型的，以低密度低层建筑为主，公共交通网络不发达，出行严重依赖私家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几个总排放量很大的城市，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人均反而不高。尤其纽约拥有全美最高的排放总量，但人均只有7.96吨，这要归功于大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政府制定的长期减排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措施，也与城市的高人口密度使得资源被高效利用，建筑能效法规较完善有关。

2.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 GHG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图 2 中国城市与国际城市单位GDP排放比较Figure 2  Comparison of GHG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between Chinese c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ities

注：柱形高度（左Y轴）代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柱形宽度代表人口；柱形颜色表示不同大洲的城市；红色“*”形（右Y轴）代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Note: Column height (left Y axis) represents per capita emissions, and column width represents population. The deeper the column color, the higher the total emissions. The red "*" (right Y axis)  represents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相关性，因此考虑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能更好地衡量经济发展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也更适于中国城市和国际城市的横向对比。

76个国际城市中，单位GDP排放量排名前30名中有25个中国城市，单位GDP排放在0.85～8.18吨/万元人民币（美元汇率按6.23计）。这些城市包括银川、太原、西宁（与人均排放的前3名一致）、兰州、石家庄、乌鲁木齐、贵阳、呼和浩特（至此为2吨/万元人民币以上），重庆、哈尔滨、济南、天津、沈阳、郑州、长春、合肥、上海、拉萨（至此为1吨/万元人民币以上），以及昆明、南京、武汉、成都、福州、杭州和南昌。这些国内城市中，单位GDP排放由高到低的城市分布基本上呈现发展中的中西部工业城市→较发达的东中部转型城市→较发达的服务业型城市。这些中国城市与同为高单位GDP排放的国际城市开普敦、约翰内斯堡、阿克拉、茨瓦和安曼相比，工业排放占总排放相比普遍较高，而这几个国外城市的交通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高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这反映出城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中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依赖工业生产的阶段，产生单位GDP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高于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

单位GDP排放低于0.1吨/万元人民币的城市有14个，主要为欧洲、北美的城市（各6个），大洋洲1个（悉尼），仅有澳门1个中国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排放来自于交通，平均占总排放33%，其次是服务业和生活排放，平均占总排放的比例为19%。欧洲和北美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多数城市已经渡过了依赖工业的阶段，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能耗低，增加值高，实现经济发展与能耗的脱钩以及单位GDP的低排放。

单位GDP排放处于0.1～0.7吨/万元人民币的27个城市中，中国城市有5个（海口、广州、长沙、香港和台北），非洲1个（拉各斯），亚洲（不包括中国）城市3个（横滨、汉城、东京），欧洲6个，拉丁美洲5个，北美5个（多伦多、奥斯汀、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大洋洲2个（奥克兰、墨尔本）。这些城市的单位GDP排放处于中低水平，主要是由于相对发达的服务业代替工业成为GDP的主要贡献者。

与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相比，单位GDP排放的城市排序有相似之处，如中国城市在三个层面均是排放最高的，而欧洲城市的表现则均俱佳。北美、拉美、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城市的表现有所差异，取决于其能源结构、发展状态和能源消费习惯，从不同角度可为中国城市的低碳化提供借鉴。

城市范围：覆盖中国所有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5年中国大陆共涵盖291个地级市，本系列包括地级市（290个，不含三沙市）、直辖市（4个）、香港（1个）、澳门（1个）和台湾城市（9个），共计305个中国城市。

温室气体：覆盖《京都议定书》中所有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温室气体。

排放范围：二氧化碳：范围1（直接）+范围2（外调电力）排放；其他温室气体：范围1（直接）排放；所有图文全部来自：《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2015）（The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Chinese Cities (2015)）》（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4月上市）；作者：蔡博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张建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董会娟(上海交通大学),姚波(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贡献作者：刘砚哲(化学工业出版社),徐一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崔璨(武汉大学),何凌昊(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伍鹏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孟凡鑫(东莞理工学院),孙露(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王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曹丽斌(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高新宇(中国国家地理),刘合林(华中科技大学),温建丽(上海交通大学),刘晓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程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王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梁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珏(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窦艳伟(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刘丽莎(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李芬(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张继宏(武汉大学),李德民(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城市发展关注委员会),王彬墀(中原大学（台湾）),张弼(中共宁夏区委党校(行政学院)),庞凌云(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顾阿伦(清华大学),郭杰(南京农业大学),代春艳(重庆工商大学),陈前利(新疆农业大学)；所有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集（2015）CHINA CITY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DATASET (2015)》（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2月上市）。该数据集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CCG）2018年的重磅作品，来自76个单位的137名研究人员参与了数据建设；评审专家31名，其中院士4名，参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评估报告和方法学指南等）的专家16人。作者和专家全部志愿无偿工作。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集（2015）》和《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2015）》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2018年的核心成果。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是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成立的城市温室气体研究与合作平台，成立于2017 年6 月。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以工匠精神志愿建设长时间序列、全口径、全覆盖的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