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对话”网站10月19日报道，中国加入到了现已存在的国家或次国家级排放交易体系当中，其中包括欧盟、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

　　正如世界银行集团2016年关于碳定价现状与趋势报告所表明的，全球约有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超过20个城市、州和地区进行了碳定价，碳定价机制覆盖的碳排放将占全球排放份额的四分之一。亚洲及其他地方的地区性碳排放市场的发展将给那些参与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中国的气候领导力

　　2006年，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时，加入行之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成为其必然的责任。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中国首次在国际上承认这一点，它宣布，将主动采取措施加强节能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至45%。

　　2014年，中国和美国共同宣布了他们的国家目标，以助推第二年的巴黎峰会。中国提出了其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以2005年为基准年，在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60%-65%，并在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 报道称，由于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减少对煤的依赖的努力及其在建设再生能源（具体地说，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似乎的确已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欧洲的排放交易体系启动十年后，2015年9月，中国在与美国达成的又一个联合宣言中宣布，中国将在2017年建立国家碳市场。

　　中国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

　　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建立了七个碳交易体系试点城市。这些次国家级的项目——在五个城市和二个省，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湖北、上海、深圳和天津———加在一起已覆盖了中国2014年GDP的约26.7%。

　　它们采取了略有不同的市场布局，在温室气体的种类及工业领域的涵盖等方面不同，在配额、验证方法等方面也不一样，还产生了七个不同的碳价格，从每吨2.5美元到22美元不等。

　　报道称，基于这些试验性措施，以及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新的国家市场在政策学习和体系开发等过程中将进一步采取行动。自2005年以来，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已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

　　在从2017年到2019年的试验阶段，决策者将致力于帮助新的参与者了解新的国家市场，并改善其布局。市场在一开始将会受限于范围和规模。最实，可能只包括二氧化碳，就像其试点体系一样，碳定价很可能也会过低。 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指导方针表明，它将涵盖8个主要工业领域，比如：发电、石化、建筑材料、纸浆和造纸、航空和铁、钢及铝的生产。 尽管如此，预计它将涵盖中国碳排放总量的约40-50%，最终将成为现在用来解决中国排放问题的一系列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实施预计会在2020年以后——届时会涵盖更多工业领域，并将通过拍卖增加津贴比例，以及提高基准。

　　报道称，过去十年，环保压力促使中国进行了气候和能源政策改革，新的国家碳市场是对环保压力的又一反应。

　　在国内，为了提高能效及减少排放已采取了复杂的一篮子工具。为应对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燃煤发电面临越来严格的规定并引入了新投资。

　　报道称，中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还为中国在气候政策方面展示其全球领导力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创造了新的外交可能。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中国成功的国家排放机制将对澳大利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目前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的煤炭出口面向中国，2016年，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热能煤市场，第三大冶金用煤市场。 如果国家碳市场能够加快提高中国在冶金和发电行业的能效，那么它对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的需求很可能会更快地下降，目前需求已经开始减少。 其次，25年来，历任保守的澳大利亚总理都没有认识到澳大利亚缺乏一个重要的气候政策有什么不妥，认为没有必要减排。

　　报道称，基于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误读，先是霍华德政府的拖延，然后是阿博特废除了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两位领导人一致地拖延了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并在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基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大的海外市场出口煤炭的国家能源前景的幻想。

　　总之，澳大利亚气候政治和政策动荡的不可预测性与中国加快脱碳的稳定的制度性承诺形成了鲜明对比。鉴于目前脆弱的气候政策背景和制度，以及对新能源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澳大利亚将努力履行其目前的减排承诺，并因未能尽快采取行动而面临日后不断增加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