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为首批试点的地区分别为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贵州省贵安新区，江西省赣江新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

当下，全球绿色经济发展乃大势所趋，绿色金融更是有望成为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加速器”。中国将如何走好这条“从绿到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绿色金融，是指将环境保护考量纳入融资投资中的金融行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曹明弟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其经营目标是管理环境风险与机遇，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需要政策加以引导；使用的金融工具与传统金融相同，但要求是绿色的。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作为一种金融新业态、新模式，绿色金融的含义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绿色，这是绿色金融的前提和基础，即必须支持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二是金融，这是绿色金融的关键和本质，即应该符合金融服务的条件和金融机构的需求。

“绿色金融关注环境和社会效益，努力将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环境成本或收益‘内部化’，追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 中国民生银行办公室调研处霍天翔博士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

吴琦同样指出，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支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绿色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和增进民生福祉，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建设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金融由此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和积极呼吁下，绿色金融进入发展快车道”，吴琦说。

曹明弟表示，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受到国际瞩目。他进而介绍道，作为全球仅有的建立“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三个国家之一，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2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0%。绿色债券市场2016年初才启动，发行量从无到有（从zero到hero），一年发行量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一举占全球三分之一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内蒙古、云南、河北、湖北、江苏、陕西、安徽、河南、宁夏等地相继设立省级绿色发展基金或环保产业基金，近50家企业设立了总额近1000亿元的环保产业基金。据绿金委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设立并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节能环保、绿色基金共265只。2007年至2015年第三季度，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累计超过4.5万家次，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1000亿元。自2011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以来，我国已有9个碳交易试点开展地区，推出了近20种碳金融产品。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尚处于全面尝试阶段，特别是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方面，同时，在绿色金融的组织流程再造，绿色评级和指数，绿色权益交易、绿色责任界定以及绿色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也已开始起步。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成长体现在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创新产品持续涌现，绿色金融体系与绿色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形成。”霍天翔具体分析道，在参与机构方面，已由最初的兴业银行等少数赤道银行，延展至全银行体系。主要商业银行均已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建立绿色信贷机制（将环保、节能减排等因素纳入贷款发放评估标准），完善绿色信贷风险与内控管理体系。在金融产品方面，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多层次、广覆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此次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正是为进一步有序探索绿色金融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谈及五省（区）的入选理由，吴琦分析认为，一是充分考虑区域位置差异。五省区分别位于东部（广东、浙江）、中部（江西）和西部（贵州、新疆）。其中，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和“一带一路”核心区，随着绿色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将是重要内容。广东和浙江位于沿海地区，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在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与之相结合。二是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为不同省区探索转型发展的路径。三是充分考虑资源禀赋的差异。

曹明弟分析道，浙江省湖州和衢州作为试点地区，侧重创新绿色金融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中小城市整体实现绿色发展方面的服务。广东省侧重的是发展绿色金融市场，突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建立一个绿色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新型发展模式。贵州省和江西省的共同特点是生态优势明显，但又属于经济后发地区，需要利用良好的绿色资源发展绿色金融以构建绿色发展方式。具体包括绿色金融如何重点支持好有机现代农业、都市现代农业、农业生产排污处理等项目；如何支持好节能减排、清洁能源项目；如何支持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疆需充分发挥好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示范和向外辐射的作用，可侧重于探索绿色金融支持现代农业、清洁能源资源，以及与风电、光电相关的高端制造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以点带面地推动绿色发展。

随着2016年8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构建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绿色金融业的前路仍会有不少磕绊。

吴琦首先强调了政策体制方面的“短板”。一是监管机构对于绿色金融项目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和独立的考核标准。比如信贷增速是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的主要控制目标，但目前对于绿色金融项目的适用考核标准，却缺乏明文规定。二是资源环境定价机制不完善。我国长期存在的环境无价格、资源低成本的现状，造成了环境负外部性的“公地悲剧”。三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四是政府部门间的统筹协作和市场监督有待加强。五是正向激励机制不足，尤其是在财税方面还缺少实质性的优惠政策，这也是绿色项目收益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曹明弟同样提到了这一点，“我国激励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配套机制措施尚不完善。发展绿色金融，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通过建立适当的配套机制措施激励增加绿色金融供给。虽然现在出台了一些鼓励措施，但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创新性，以便于落地和执行。”

李志青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不足。“关键在于信息不透明，据我所在机构研究显示，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导致出现很多逆向选择的结果，并使整个市场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我国绿色投资的意识还不够深入。曹明弟说，虽然我国今年在绿色投资、责任投资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由于绿色消费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会使投资者面临在环保成本与自身成本之间进行取舍的两难选择。

此次，国务院在部署五地建设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同时，明确了五方面的重要任务，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建立绿色项目投融资风险补偿等机制，促进形成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模式”。

尽管五地方案各有特色和侧重，但都少不了共同的关键词：防范风险。在吴琦看来，绿色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信用风险。建议从政府角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绿色金融政策督查和问责力度，以及违约企业的惩处力度。从金融机构角度，要提高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预判能力；打造既熟悉国际规则又掌握本土情况的绿色金融专业团队；加强与第三方评级评估机构的沟通和合作，建立匹配绿色项目的风险控制模型；加强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督查，强化风险监测和预警，对客户的经营状况和资金用途进行监控。

市场风险。建议加快理顺资源环境定价机制，实现资源环境的市场化定价；加快环境立法；进一步规范第三方评级评估机构；加快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绿色股票市场、碳交易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建设，大力促进绿色指数开发创新和投资应用；培育合格的绿色投资者，鼓励和引导投资绿色证券产品。

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可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获得中长期资金。此外，也可通过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将绿色项目未来的稳定现金流转化为可出售并流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实现中长期项目融资。

政策风险。建议要切实提高绿色项目的收益率，对开展绿色金融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拓宽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可考虑成立绿色金融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定期协调和处理绿色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等等。

曹明弟强调，要积极推动“绿色”标准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强化“绿色”标准的可操作性，防止在不同标准之间的套利。加强绿色融资项目的环境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环保、财政、发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部门之间的更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包括项目进展情况、多个融资来源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强化绿色项目的财务风险和环境风险等指标的监控和联动。此外，还应注重提升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分析能力，大型金融机构应逐步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压力测试。并建立绿色项目投资风险补偿制度，通过风险分担、融资担保和绿色保险等方式分散和转移绿色金融风险。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相继落地，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由战略层面进入执行层面。对于下一步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和改革，霍天翔认为，“发展绿色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除顶层设计之外，还需政策制定者们给出具体举措，提供明确的实施路线图。”

李志青建议，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应的绿色金融促进计划和政策体系。主要侧重于促进绿色金融的要素整合，提升发展效率，包括但不限于税收、财政和人才等领域的优惠政策。譬如，可考虑开展一些部门间融合的改革尝试，开展绿色金融组织机构的设立和组织流程的再造，率先建立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鼓励本地银行积极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以及在碳金融上实行多元化的改革创新，打造和培育第三方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开展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等。

曹明弟强调，要明确地方政府在绿色金融发展和改革方面的主体责任。根据自身的资源要素特点，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让绿色金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加快完善与绿色金融发展相关的金融基础设施，优化绿色金融的发展生态，激励和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加快将绿色产业培育成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发展守护绿水青山，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点带面加快中国经济绿色转型。

除了从政府方面着力破解绿色金融的体制机制束缚外，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吴琦建议道，“要积极探索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分行，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和服务水平。”在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可对绿色项目实施差异化授信和考核机制，对绿色项目的不良贷款给予更大容忍度，鼓励和引导经营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根据绿色项目特征，以及贷款客户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建立客户分层体系，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开发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此外，要注重完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同业的合作机制，提供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和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绿色金融规则。

“政府有效的政策支持，金融机构独立的市场化运作，以及企业高度重视环保约束，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因。建议形成政银企‘三位一体’运作模式。”在调动政银企协调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性方面，霍天翔建议政府探索更加丰富的帮扶模式。诸如：开展绿色贴息贷款；对企业进行绿色评级，将环境风险显性化等。金融机构则要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提高规模效益和专业化运作能力，确保绿色金融产品的可行性、安全性、收益性。企业方面，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提高绿色投资的偏好，完善绿色金融的约束激励机制，主动建立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