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包含钢铁、有色、油气、化工等八大行业7000多家企业。之后，多数行业企业都积极参与到行业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设计当中。然而，由于像钢铁、化工这类行业工艺流程复杂、产品种类繁多，碳排放制度设计始终存在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碳配额的分配问题。

因此，在没有核查清楚钢铁、化工行业碳排放情况，理清分配思路之前，钢铁、化工行业暂时不纳入全国碳排放市场启动初期试点也在意料之中。那么，钢铁行业的碳排放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本报《纵深》版将通过系列报道揭开钢铁行业碳市场的全景。

“我们制造企业就像草原上的羊，而碳交易就是来到这片草原上的狼。”在谈到即将到来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时，华能集团旗下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碳交易主管何毅这样形容。“草的容量是有限的，没有狼，羊就会无限繁殖下去。有了狼，就会把不具备竞争力的羊都吃掉，从根本上来看，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

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历史峰值8.23亿吨。按照这一数字测算，当年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耗为7亿吨标煤，占全国能源消耗的1/6，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16亿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6%左右，远高于全球（不含中国）的平均水平（约6%）。

“碳排放这个圈子对钢铁是又爱又恨。全球与化石能源燃烧直接相关的排放里面，钢铁行业大概占到7%。在我国，钢铁是继电力行业之后，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行业。”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碳市场部主任张昕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在我国进行碳交易试点的一个城市中，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配额就占到这个试点地区配额的1/3。由此可见，钢铁行业的低碳发展和节能减排担负着我们国家低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与此同时，减少碳排放的要求对钢铁企业影响巨大。在碳排放交易的体系下，国家会按照一定的方法给企业发放免费的碳排放配额，企业实际排放超出配额的部分，需要到交易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富裕的配额。也就是说，超出配额的排放量将使钢铁企业增加额外的成本

这个成本的增量有多大？据测算，在2014年数额的基础上，钢铁行业年碳排放配额每减少1%，就意味着年减排量要达到1600万吨二氧化碳，按照配额价格20元/吨计算，全行业成本将增加3.2亿元。

正如宝武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张锦刚所说：“（碳排放）这个问题长远来看对钢铁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就是未来钢铁企业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2015年下降60%~65%。这其中，钢铁行业要承担相当大的压力。

然而，这个第二大碳排放行业的排放配额应该如何确定，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目前，主要的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行业基准法，即是参考行业整体排放数据，设置排放基准，并根据该基准发放配额；另一种是历史强度下降法，即根据企业历史排放数据，同时考虑减排系数，为企业发放配额。目前，按照上报给国务院的方案，在参与全国碳排放市场的8个行业中，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行业基准法。

而钢铁正是这为数不多的使用历史强度下降法来确定配额的行业之一。负责钢铁、有色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制订的清华大学教授周胜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全国碳排放权建议配额分配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虽然还未最终确定，但钢铁行业的分配方案基本上将以历史强度下降法为主。”

所谓历史强度下降法，是采用某钢铁企业最近3年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企业的历史排放强度，并在其基础上乘以二氧化碳减排系数和每家企业的主营产品产量，得到该企业二氧化碳的配额总量。目前，国家考虑的二氧化碳减排系数在1%左右，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每年下降1%左右。

为什么钢铁行业不采用更通行的行业基准法？周胜解释说：“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强度法，关注的都是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只是基准法比较的基准是整个行业的先进标准，全行业都按照这个基准来比较。历史强度法主要是考虑产品比较复杂的行业，缺乏代表性较强、具有可比性的产品，所以只能选择跟历史排放强度进行比较。钢铁企业缺乏单一的基准产品，产品结构比较复杂，因此采用历史强度下降法。”

然而，钢铁企业却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节能减排较为先进的钢铁企业，对于历史强度下降法引发的“鞭打快牛”的效应表示不理解。所谓“鞭打快牛”效应是指，最近几年节能减排做得好的企业，其历史排放强度较低，所以分配到的碳配额也相应较低；而过去节能减排做的不好的企业，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碳配额，造成了不公平的现象。

鞍钢股份能源管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碳配额分配方案中选择2013年~2015年三年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历史排放强度的参考值，而这三年正是大中型钢铁企业集中进行环保改造的阶段，节能环保指标大幅提升，碳排放强度大幅下降。”

对此，张锦刚表示：“基准线法更有利于鼓励先进、淘汰落后。问题是钢铁行业工艺过程复杂多样，产品的差异较大，为提高竞争力，钢铁企业往往选择与同行不同的产线，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如何确定基准线是一个难题。”他强调，“在钢铁行业碳交易规则的制订上要凸显公平。”

然而，抛开行业基准线的选择困难外，也有钢铁企业对基准线法能否代表钢铁企业的先进程度表示怀疑。由于先进钢铁企业往往其产品的加工深度要更高，热处理和轧制工序较长，因此导致企业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升高。据宝武集团能源环保部处长韩晶提供的数据，原宝钢集团2015年的吨钢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1.88吨，要高于作为对比的5家主要长流程钢铁企业的平均值1.85吨，而部分一次材占比较高的钢铁企业，其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还要更低一些，这也是不符合鼓励先进、淘汰落后这一出发点的。

对此，业内专家建议，有必要按照钢铁生产的全流程建立全行业分工艺环节的碳排放核算基准线体系，并根据各钢铁企业自身的流程和生产设备的不同，确定各自适用的行业基准线。

电力行业的碳资产管理要早于钢铁行业开展。作为中国最大发电企业的碳资产管家，何毅结合自身经验建议钢铁行业要努力争取有利于自身的碳排放政策：“公平合理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要十倍于企业通过碳资产管理和市场交易所获得的收益。”

在碳交易的规则制订上，除了配额分配方法之外，需要体现公平性的还包括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各地碳排放市场之间的差异。

由于钢铁企业各自的环保设备及环保监测设备运转情况和自身管理信息化水平各不相同，导致各钢铁企业与碳排放核算相关的生产经营数据的相识程度存在很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有可能出现环保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的钢铁企业碳排放强度较高，而不开环保设备或者生产经营数据缺失的企业反而碳排放强度较低的情况。

据负责钢铁行业碳排放核查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部主任王振阳介绍，在核查过程中，有的钢铁企业相关数据严重缺失，包括燃料采购记录和库存数据缺少存档，导致能源消耗数据不可追溯；有的钢铁企业在提供数据时有意隐去碳排放强度较低月份的数据，改用相邻月份的数据进行替代，以求获得更高的历史排放强度。这些情况都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对此，张锦刚表示：“碳排放量基于一整套的检测计算规则，而现实的情况是不同企业的检测计算基础差别较大，甚至是天壤之别，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能否得到保证，将影响到碳市场的公平性。”

对此，王振阳回应，对于在核查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将本着惩罚性的原则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此外，各试点市场之间的政策、交易活跃性和交易价格的差异，也有可能在全国市场的运行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截至2月24日，全国八大碳排放试点城市累计完成配额成交1.41亿吨，成交额34.76亿元。其中成交量最高的广东，市场成交量达到4908万吨，而福建和重庆市场的交易量不足100万吨。价格上，北京市场的价格最高，达到52元/吨；而天津、重庆市场的价格较低，低于20元/吨。

按照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的路线图，配额分配、排放报告检查、履约等职责由地方来承担，在这些领域，地方政策的差异也将带来不公平的现象，甚至有可能出现新的地方保护。与此同时，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仍然在地方交易所内开展，并且在管理条例中并未对跨市场的调节机制进行披露，因此，地方市场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如何调节，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此，有碳排放领域的专家表示，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交易的自由度将逐渐增强，市场机制的介入将使各地方的碳交易价格逐渐趋同。

无论还存在哪些争议，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的建设都将在2017年落地。钢铁虽然有可能缺席首批纳入行业，但从长久来看，其必定要参与其中。

狼来了？羊怎么办？一方面是强身健力，另一方面是变得更聪明。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建议，各钢铁企业都有必要摸清自己的碳排放家底，制订企业低碳发展战略，建立碳资产管理体系。

然而，在这之前有一点是钢铁企业必须认清的事实：从碳排放市场建立的初衷来看，多数企业都不会从中赚到钱，而是会在碳交易上花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