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就是一种票证，企业需要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必须获得碳排放配额，才能生产。而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段，全球将实施零排放。而抵消机制中，减排量就成为与粮食一样的产品。

放眼CDM减排体系和中国自愿减排登记系统，目前方法学有200种之多，涉及工业节能减排、能源替代、农林碳汇、民用节能、城市公交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目前由于可抵消的减排量太少，因此需要发放配额这样的票证进行约束使用减排量抵消。

但是当下全球在配额管理上失去了自己的方向。本来我们实施节能减排的目的在于应对气候变化，发放配额的目的在于约束企业的排放，通过购买减排量来抵消。后来制度设计者陷入到资本思维中，以利益为目的，甚至把减排量当成多余的产品，正好违背了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初衷。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盟轮值主席赫泽高曾经反思国际的碳交易政策，都曾经一致认为，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随着碳市场发展，国际社会碳排放屡屡突破峰值，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让更多的企业打着减排的幌子来获取高额回报，实际上助长了碳排放。

我们反思问题的结症所在，还是在配额管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裁判者变成了参与者，从而出现了碳市场的混乱。

从配额和实物的关系上，配额本身只能是一种凭证，通过它才能购买一定量的减排量来抵消。当前由于减排量太少，初期确定抵消的比例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减排量供给的充足，应该不断提高抵消的比例。毕竟配额本身大多是免费发放的，它的价值应该在体现碳交易市场体系里，由供需关系决定，而并非政府定价。

回顾我们票证的历史。在1960 年，我们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前曾经凭票供应的商品，也无货供应。当年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第一样自由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开始活跃，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

1984 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1985 年，国家又取消了长达30 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因此，这时基本家家户户粮票都有所盈余。

1991 年5 月，广东、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2 年4 月1 日，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1992 年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

粮价放开后，激活了其他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1993 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40 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幕，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

从中国粮票等票证的变迁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就意味着我们社会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同理，今天在中国面临着社会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全新的命题已经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中国还将是全球治理战略的积极推动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有能力担当起这样的角色，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不仅仅考验执政者的智慧，更考验相关机构的执行能力。

首先，要率先打破绿色低碳影响企业发展的陈旧思维。社会层面仍然普遍认为，绿色低碳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无利可图，而各种碳减排量在花费了高额投入后，由于制度的障碍，不能快速变现或者变现能力极差，不能产生合理的收益，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动力来源消失。

其次，碳排放权市场化的推进必须是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习惯于计划管理，人们往往在思维方式上自我套上枷锁。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让绿色低碳重新走回旧路，当前国际探索的模式就是这种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阶段发展目标上，确实让欧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环境和经济共赢的局面，但是也直接制约了其快速发展的步伐。目前美国提出要退出巴黎协定，属于因噎废食。我们只需要梳理一下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坚持绿色低碳的前提下，找到快速增长的方式，就能取得双赢。

第三，顶层设计者需要在实现社会稳定和绿色发展转型之间权衡。配额和减排量，在碳市场发展初期，从当前看，都非常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这两种产品属性不同，驱动力不同。当前我们所有的设定，都是基于减排量与控排企业的抵消机制上产生的。ccer,中国核证减排量，作为绿色低碳终端产品，如果从减排量的属性看，它毕竟更有价值。它是实体经济的产物，同时它肩负了推动社会绿色发展和转型的使命，从长期看，减排量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

而票证退出历史的过程，也形象地告诉我们，配额交易一定有它的寿命周期，如果没有寿命周期，就说明配额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配额和减排量的抵消机制应该随着减排量供给的充足增大抵消比例。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在绿色增长中完成从人的理念到实体经济的完整转型，当社会企业完全以产生减排量为主要目的，表明社会转型基本成功，减排量得到极大丰富的时候，恰恰是配额需要退出市场，这才符合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