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已有189个国家通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承诺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适应正在变化的气候。INDCs的实现依靠一系列政策和规划，其中碳定价机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前，全球约有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超过20个城市、州和地区进行了碳定价，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70亿吨CO2e，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过去10年中，碳定价机制覆盖的全球排放已经增长了3倍。2016年出台了两个新的碳定价计划：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排放进行了定价，澳大利亚为减排基金（Emissions Reduction Fund）推出了一套保障机制，要求超过排放上限的大型排放设施抵消额外的排放量。

在现有机制内，碳价格的变化范围仍然很大。2016年，每吨CO2e的价格跨度从不足1美元到131美元，大约有3/4的排放量价格低于10美元/t CO2e。

除了强制性碳定价机制数目的增长，据碳披露计划（CDP）报道，2016年实现内部碳定价的企业数目也有所增加，企业数量升高至2014年的3倍。这些企业内部所使用的碳价格变化范围较大，每吨CO2e的价格从0.3美元到893美元不等，其中大约80%的排放定价范围为5~50美元/t CO2e。

预计2017年碳定价机制覆盖的全球排放份额将出现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在2017年完成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构建，那么最初的非正式估计表明，碳定价机制覆盖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份额可能从当前13%增加到20%~25%。2017年展开的其他计划包括：加拿大安大略省将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计划与已存在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一起实施碳税，智利和南非将推出碳税，法国正在计划于2017年引进碳价格的下限。

近年来碳定价机制的范围已经显著扩大，但这些机制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为了动员政治上的支持，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推出了相对低水平的碳价格。即使如此，碳定价政策框架和体制结构的实现仍然为提高未来减排雄心奠定了基础。

1、促进碳定价机制与更广泛的政策坏境相协调

碳定价机制与广泛的政策环境相协调时，才能发挥其最佳效果并达到最大的公众接受度。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多个目标，气候减缓只是其中的一个。为了促使碳定价发挥最佳效果，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将碳定价机制与辅助性政策结合起来，以发挥所有政策的成效，并确保碳定价机制的影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应该注意的是，碳定价机制可以帮助实现其他目标，例如提高税收上升效率或帮助减少地方空气污染。

（2）管理与碳定价相关的政策重叠。这些政策重叠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减排成本，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共同目标来管理这些政策和碳定价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减轻副作用，使成本最小化。

（3）解决一系列反补贴政策的挑战。反补贴政策使得碳定价机制在作用于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碳定价可以不用等到相反政策取消之后再出台，它可以作为化石燃料改革方案的一部分。然而，在一些财政不鼓励低碳投资的地方，可能需要进行权衡碳定价机制。

碳定价、其他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国内政策环境之间存在复杂交互的动态特性，这意味着不能完全预测所有问题，对这些交互关系的管理将会是一个进化和迭代的过程。政策制定者应该将定期审查评估过程结合起来，以便于对突然出现的挑战做出反应。

2、在巴黎会议后建立全球性的碳市场

除了作为实现国内减排的有效工具之一，碳定价机制可以通过建立全球性碳市场的方式来支持气候减缓的国际合作。全球性碳市场允许那些具有减排经济责任的个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去购买排放配额，这种灵活性可以显著地降低成本，使减排主体的雄心增加。

建模分析显示，全球性碳市场可以减少减排的支付成本。在21世纪中期之前，全球性碳市场有潜力将全球气候减缓成本减少50%。到2050年，世界一些贫困地区出售减排量的资金流动会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另外，全球性碳市场会提高决策者解决碳泄露挑战与应对国内碳定价竞争影响的能力。

目前，建立全球性的碳市场还存在一些障碍。首先，卖家可能担心当前出售碳排放配额会使其未来更难实现INDCs或者其他承诺。其次，卖家担忧会失去对国内碳定价的控制，以及由于国际间可能的资金转移所带来的政治挑战。解决上述障碍的方案包括技术合作、注重结果的气候融资、部门途径、衡量和反映有差别的雄心的机制、国际标准的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