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胜选恰逢联合国马拉喀什气候大会,因其竞选时有关反对美国气候
政策的过激言论,使得美国是否会退出11月4日刚刚生效的《巴黎协定》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热点和各种会议的谈资。
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上意味深长地说到:没有人有权仅仅出于意识形态或没有适当依据,就做出影响几十亿人的决定(No one has a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ffect billions of people based on solely ideology or without proper input),话锋暗指特朗普。目前看,特朗普政府负责美国环保署(EPA)过渡事务的Myron Ebell是个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他是所谓反气候行动的“冷静头脑联盟”(Cooler Heads Coalition)的主席,并很可能成为下一任美国环保署长,因此美国气候政策的前景确实令人堪忧。
一、一份可能不会被执行的长期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16日当日奥巴马政府仍向联合国提交了《美国2050年深度脱碳战略》(United States Mid-Century Strategy for Deep Decarbonization)。《巴黎协定》第4条第19款和巴黎气候大会1/CP21号决定第35段邀请所有缔约方在2020前提交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因此递交战略的时限仍比较宽裕,而美国是目前第二个提交此类战略的国家,其原因不言自明。事实上,在9月G20峰会期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成果》文件中就专门提到美方的特别关切:“美方将于2016年发布其战略”,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政治遗产。
著名气候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obert Stavins在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再见!气候变化》中援引特朗普在5月发布的《美国优先能源计划》(An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新政的,包括退出《巴黎协定》、放弃《清洁
电力计划》、取消所有气候项目资助、放宽油气资源开采限制、复兴煤炭工业等,尽管并非所有竞选承诺都能兑现,但这样的局面毫无疑问将让美国走上相反的道路。奥巴马政府选择在此时发布国家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实在是有些尴尬,其仅有的意义可能只是将其八年“未尽的理想”公之于众,是非公道留给后人评说。奥巴马在其两个任期内曾屡次力推气候法案,不惜拐弯抹角绕过国会,实施
减排和接受协定都只通过行政命令,但最后仅以此作为结语不免让人唏嘘。
二、更像是研究报告而非国家战略
该份战略报告开篇先是大幅赞扬了奥巴马在气候领域取得的成绩,随后依据2009年G8会议期间提出的所谓“相比于2005年,2050年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的号召来铺排美国的长期战略,其主要的内容是用情景研究的方法“展示”美国如何才能在2050年达到减排80%的目标。该报告分为7个部分,除了背景外,还包括美国排放和趋势、2050年愿景、能源系统脱碳、
碳汇和土地利用减排、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和国际合作。不像以往需要国会通过的法案,该报告关于经济影响的部分非常简单,并没有惯有的关于投资、消费、就业、环境效益、健康等协同效应的分析,仅仅提出了利用
市场机制、尽快采取行动、支持脆弱人群的保障措施,显得并没有太多说服力。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第三部分“2050年愿景”,其
方法学涉及到5个模型(GCAM为主,结合GTM、USFASM、NEMS、MACM),并设置了基准、负排放、能源技术三类情景来实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其中基准情景是主要情景,另外两类是限制条件的情景,情景之间的差别只是减排技术组合的不同,即展现了排放源和汇之间不同程度的平衡,对其-80%的目标本身没有本质影响。据此分析给出了6个政策启示:提高能源系统效率、2050年电力生产主要来自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化石能源+CCUS)、建筑工业
交通部门广泛使用清洁电力和低碳燃料、增加土地碳汇、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政策建议非常笼统,而且没有分阶段实施的路线图和具体政策。最后,该报告也适当展望了减排超过80%的情景,但仅仅是示意性的。
三、保持战略定力而非过度反应
美国两党从未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政治共识,奥巴马政府绕过国会的“曲线新政”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没有政治和解的“单边”行为很容易产生反面的效果,这就体现在该战略报告在内容组织的逻辑上存在着一种矛盾或妥协。一方面模型模拟和情景分析是基于全经济范围的碳价约束,另一方面在政策建议上更多地小化联邦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依赖部门规章、行业标准、技术研发、地州行动等,或延续既有政策框架。相信美国白宫在准备这份战略报告时,选情还并未明朗,也就是说,即使希拉里·克林顿上台,民主党政府对受共和党牵制的国会、高院也并不抱太乐观的期望,也不会有雄心勃勃的法案或政策实质出台,更多还是要依靠较为积极主动的地方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减排。
较为柔和的观点认为一般候选人在竞选时说的话在执政期间不一定能兑现,特朗普并没有真正退出《巴黎协定》、损害低碳产业竞争力的必要。现在的白宫始终在强调这次的《巴黎协定》和此前的《京都议定书》不一样了,一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也入局了,二是低碳产业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应对气候变化不会损害到美国经济(著名的1990年《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参议院因这两条关切以95对0票的结果一致予以通过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决定)。而且,当初达成《巴黎协定》时,各国也对其做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当前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实施模式几乎没有“牙齿”,在遵约机制上也更多强调“专家式”的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的特性,是一种“完不成可能面子上下不来”但“完不成退出也没必要”的相当具有包容性的“社交式”条约。
不过自从英国脱欧公投至今,国际政治局势的“黑天鹅”事件不断,时代似乎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原有的分析方法、行为逻辑都要重新审视,比如这次大选时的民意测验就是一种误判。这轮共和党上台占尽了国会、政府和最高法院的优势,肯定会撤换目前民主党政府的官员,白宫、国务院、环保署、能源部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建制也面临更迭或收缩的可能,不过美国还有“旋转门”,他们仍然可以在学界、市场继续活跃。气候使命未尽,低碳事业还要继续。在马拉喀什气候大会的一场智库峰会上,作为主持人的我邀请Robert Stavins教授上台演讲时问他:这次来有没有关于美国的好消息?他对在座的说:如果有好消息,那就是四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算太长。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现代管理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