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地坛论坛”于6月16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出席并发言。

蒋兆理：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我们地坛论坛，这是一个著名的品牌，已经坚持很多年，非常有影响力。今天更是嘉宾云集，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来讨论低碳发展的问题。我特别欣赏地坛论坛提出的分论坛题目，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与低碳发展的关系问题，按照大会的要求，就这个问题谈一谈我的体会。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是碳交易体系到底在低碳发展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二个是怎么样让交易交易体系真正的去推动低碳发展。

对于碳交易体系大家很熟悉了，前面嘉宾也做了很多演讲，意义毋庸置疑。刚才听了各位嘉宾对未来低碳市场的展望，我们在技术上怎么推进，怎么从产业结构挑战和能源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利用，怎么样提高我们的产出率来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一下碳市场为什么是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性的，关键性的环节和因素。

大家知道一战后、二战后的经济井喷式的增长，生产力爆发式的提高。决定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投资回报率快速的增长，因为我们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对过去难以开采的和难以利用的资源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发现技术进步，特别是投资回报率的快速增长，最后使得我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资源的产出率与此同时在发展，但是它未必跟投资回报率同向，甚至同频率的改善。因为投资回报率是每一个企业独立自主经营的，必须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是以投资回报作为核心的要素，作为社会进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又要求资源的产出率必须提高，但是这二者之间难以协调和共生，这是我们当前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大家可以看到二战后美国的三十年代罗斯福计划之后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但是很快美国就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相对来讲它的投资回报率和资源产出率保持一定的协调，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尽管美国人口只有不到三亿人左右，但是它的资源消耗居于全球第二，特别是能源消耗。再看西欧和北欧这些国家，他们的爆发式增长是在70年代，他们这个时期的投资回报率和资源产出率达到了相对的协调，出现了一个拐点。

所以，我们看到环境和这样的资源生态的问题相对不那么突出，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的生产量和投资回报率在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资源产出率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运行，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环境问题突然的发现了。

不是说我们没有做出努力，我们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90年代我们就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就在节能和减排，而且政府花了大量资源在这些领域，我们没有见到效果，为什么呢？我们采取的是行政的手段，要求你要减，必须得减，必须要达标排放。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采取一些奖补的政策，对于行政政策来讲，比如说要求“十五”、“十一五”GDP能耗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结果就出现2010年年末拉闸限电，使得我们行政措施有了诟病，实际上政策落实度很低。

再看我们的奖惩政策，投资回报率和资源产出率相向运行，但是我们发现非常的难。奖补政策“十一五”花了七千多万亿，包括中央和企业的投资，我们在大肆宣称我们的节能减排和防尘污染控制的项目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发现我们的雾霾是一天一天加重了，我们资源的浪费是增加了，更可观的数据是每年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在迅速的增加，没有得到遏制。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发现我们缺这样一个核心和拐点，缺一个枢纽性的因素。这个时候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了。为什么呢？首先配额的分配，对于碳市场最核心的要素，对它实施排放上限，主要是对化石能源进行限制，也就是它的资源产出率作为核心要素，我们碳市场的交易和内部产出率的企业向着更高标准，如果不实现，除非你的产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购买配额，你可以多排放。

同时那些少排放的，在低碳绿色方面有所投资的企业，就可以从这个碳市场当中获得巨大的产出。我们讲在这个时候投资汇报率和资源产出率在这个市场上实现真正的相向而行，而且给投资人一个非常明显的预期，完全可以自己做出判断的预期，使得我们在投资回报率和资源产出率真正实现相同的方向，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讲。实际上碳市场不仅仅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影响，使得他们的投资回报率和资源产出率相向而行，真正解决我们环境的问题。而且之外的企业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一定会在实践当中和理论上得到证实，而且也可以在现实当中能够看到。

这是我们讲的三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建立的碳市场是真正的碳市场而是伪碳市场。所谓真正的碳市场是所谓参与经营的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和享有均等的回报率，才享有资源产出率和回报率的权利。

但是在美国加州和东部的探市场，基本把碳市场作为资金的池子，你只有一个责任，你就交钱，我就收钱，收完钱以后补贴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互联网，我可以做其他事情。参与碳交易的企业，没有权利，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澳大利亚实施的碳税，它的最初设定是先实施碳税，仅仅在这个碳市场来看，我认为也基本是按照这样一个设计理念。在这样一个碳市场上，我们能不能实现资源产出率和投资回报率呢？我们要坚定的是能够让所有参与碳交易的企业获得平等的回报权利和投资权利，以及不按这个规则运行，会受到处罚的规则要求。

我们碳市场是鼓励绿色低碳发展，所有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资金需求我都需要用碳市场来满足，这个观点和美国加州的碳市场设计理念一样。如果按这个思路设计这样的碳市场，要真正发挥扭转投资回报率的作用，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个观点是要不要顾及区域残留，我们在征求地方意见的时候，有很多同志讲碳市场是责任义务的体现，我的碳市场也要在责任和另外一个方面有所区别。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提醒大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这个碳市场，你发的配额东部和西部不具有投资性和合理性，这个碳市场能够唤起投资人的积极性吗？能够带来稳定和可靠的收益以及预期吗？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的问题是混淆了区域发展的补贴意义和碳市场功能之间的本质区别。西部要不要发展？要发展，但是它一定是通过转移和其他方式扶持去推动发展。就碳市场而已，一定是全国统一标准，我相信未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如果要统一也是一个标准。

对于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要经过其他的方式解决，碳市场一定要追求公平性、透明性、均衡性和一致性，否则这个碳市场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全国碳市场是史无前例的碳市场。欧盟碳市场设置碳排放是20亿吨，我们现在初步估计明年启动的话，将达到40亿、50亿吨。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内涉及数十万人的体系，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一方面我们面临怎么样保证配额市场的统一性，同质性的问题。又涉及到监管的成本，七八千家企业分布在31个省市，960万平方公里，如果由中央直接来监管，我想首先你要向欧盟建立监管局，我们到加州去访问。在它的洛杉矶办公室，加州碳市场总共的排放量几亿吨，监管人员高达了数百人。

我们怎么样保证效率和标准之间的均衡？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职责的箫条问题。我们认为中央应该脱身处理，真正保证碳市场的均衡性，在配额的分配方法上，在分配的标准上，这是中央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央确定的份额标准和原则，对企业履约的配额发放和第三方责任实施监管，只有这样均衡的分布，才能保证大的市场。我们未来产生交易量和交易额是非常的巨大，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它的公平性和规则的严谨性，决定了市场的效益，必须由中央和地方各尽其责，各司其职，一个充满严谨、有序、有活力的市场，才能使产出和投资回报率之间有效协调，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未来未来低碳可持续发展。

未来实现2030年的目标，中央直接的投入将达到43万亿，你要靠社会责任和企业义务很难实现这样一个撬动的投资。真正能够实现投资的只有碳市场，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建设这样的一个碳市场，真正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