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和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政策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联合发布题为《中国经济变化及其对CO2排放的影响》（China’s Changing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It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和能源格局的变化将有助于中国最迟在2025年达到排放峰值。

在中国政府发布“十三五”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之际，该报告盘点了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与能源系统的近期变化，并前瞻了未来10年中国排放的可能轨迹。报告认为，2000—2013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特有的特殊阶段，在此期间，高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总是与当时所倡导的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紧密联系。中国目前正经历另一种主要的结构转型——转向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关注实现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更好的质量增长——并努力克服这种转型带来的各种经济挑战。基于这些数据分析，并鉴于中国经济和政策正在发生的潜在变化，报告更新预测了未来10年中国能源需求与供应及其CO2排放量的可能趋势与驱动力。研究结论显示：相较于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增长可能会较为缓慢，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在2025年以前达到峰值。报告的分析和结论具有以下重要的政策含义。

（1）中国政府做出的到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的国际承诺应被视为一个高度保守的上限。更全面认识中国经济目前正发生的结构变化程度和速度应重新评估未来全球排放情况、受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的商品和技术的相对价格趋势，以及低碳/零碳技术与服务的市场机遇。各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认识越深入，就越能发现高碳经济的风险以及低碳/零碳经济的机遇，并应相应地调整其投资、创新优先领域和制度安排。这也显示出各国应在提交给UNFCCC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通告里包含透明的经济信息的重要性。特别是，采用碳排放目标的国家（包括中国）应该阐明支撑碳排放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假设条件。

（2）宏观经济分析对排放预测的重要性。经济结构变化已被证实是过去15年影响中国排放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旧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结构变化是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结构变化是并将继续是排放量减少的驱动因素。因此，中国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将在分析未来排放轨迹的影响因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的气候研究团队和宏观经济研究团队都有责任合作开始这样的分析和预测。

（3）中国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与规划组织将在塑造气候政策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和加速脱碳化。尽管明确针对温室气体排放（例如碳定价）和能源消费（例如节能项目）的政策十分必要，但是报告分析表明：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规划也对脱碳化非常重要。这对中国和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尤为如此，考虑到未来几十年它们将比发达国家迎来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途径。这些增长途径将深受财政、金融、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影响。因此，对于诸如20国集团（G20）等国际经济机构而言，深入参与脱碳化过程，尤其是基础设施融资，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中国理应在2016年推动这一议程，并考虑到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丝绸之路基金（Silk Road Fund）的核心介入。

（4）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未来排放预测可能出现的众多不确定性强化了国际气候合作的“动态”方法的优点。根据《巴黎协定》的设想，各国目标、计划和政策应根据新信息、机遇和风险定期进行更新。这样，各国将能更好地利用特别的机遇，应对新出现的风险，并结合正在进行中的能源工业革命，从而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