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现了意料之中的延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12月12日巴黎当地时间晚7时30分达成协议，明确了2020年到2030年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在法国总统奥朗德看来，为了达成这个协定，人类已经等了40年。

为什么说是40年？这是因为在1975年8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勒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变化：我们是否正处在全球变暖的紧要关头？》的论文，这是第一次有人使用"全球变暖"这一词汇。此后，全球变暖逐渐成为科学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

当然说是40年也有点过分，毕竟在1992年就已经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又有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巴黎协议》是第一份被全部缔约国认可的协议，“巴黎协定”、“12.12”，也由此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这一点上，哥本哈根就有点冤。根据2007年确立的“巴厘岛路线图”，原本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五届会议，需要诞生一份《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但是由于各方在减排目标、“三可”问题（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长期目标、资金等问题上分歧较大，协议最终没有被大会通过。

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终于就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达成了一致，但如同以往历次气候大会一样，多哈达成的协议更多只流于形式，在资金、减排目标等关键议题上各方仍有巨大分歧。因此也没有一份《多哈协议》被写入历史。

这也就凸显了《巴黎协议》的重要性。在得到参加谈判的195个国家批准后，这份具有普适性的协议为人类达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下的目标，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图。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转折点”。

据国内媒体报道，巴黎协议达成后，各国专家纷纷为中国点赞，盛赞中国在协议达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在近年的气候谈判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扮演了积极推动谈判进程的关键角色。”

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中国点赞？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变了。为什么中国变了呢，因为中国想要承担大国责任了，为什么中国想要承担大国责任呢，因为中国要当大国了。

香港《南华早报》用“难以置信”来形容中国的这种转变。“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对气候变化持有截然不同看法的一个全新国家。”

中国哪里变了？让我们看看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代表是怎么说的。

在这次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年到2012年间，每年提供100亿美元、2020年后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对此中国谈判首次代表苏伟说，每年100亿美元资金帮助，平均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头上，大约只有2美元/人，“2美元在丹麦不够买一杯咖啡……我英文不好，咖啡……2美元也不够买棺材板儿的。”

如果你们觉得在这种场合他说这种话有点不合适。他在记者会上还说过，“欧盟将他们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跟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目标相比是不厚道的。”不知道当时的翻译是怎么翻译的。

当然这也代表了在之前的几次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所一贯坚持的立场，那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强制减排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必须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

当时在西方国家看来，一方面中国要求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另一方面，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又在不断增加并稳居世界第一，“两头占便宜”。

对此人民日报就发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是非常名正言顺的事情，只是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已。虽然中国碳排放量全球第一，但累积碳排放量不及美欧同期的一半。

甚至在我们接触的一些发改委官员眼中，实际上对气候变化这件事并不感冒，甚至认为这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个阴谋，就是个“套”。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就是要打破这个阴谋，为中国争取发展空间。

2012年在多哈接受记者采访时，苏伟就表示，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是一个有限资源，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间过多占用了资源，他们理应为气候变化买单，为发展中国家腾挪出必要的发展空间。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大家都要一条船上，水和食物就是这么多，后来又上来了几个人，水和食物当然要分给他们，但是这几个人提出，你们几个人过去已经占用了过多水和食物，理应给我们几个多分一点。

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因为食物有限，所以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但是一个人提出，我过去吃的太少了，现在吃的一天要比一天还多，这让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跟你在一个平台上达成协议？

在香港《南华早报》前天的报道中就提到，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被描述为“坏人”。中国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推卸掉合作的责任。在与美国针锋相对的争吵中，中国拒绝签署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中国的要求下，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减排目标和为减排提供框架的关键数字也在那次大会的最后时刻受到了弱化。世界所看到的不是一次突破，而是一次多边主义的失败。

当然在碳排放这个问题上，不可否认交织了科学和政治的因素，并不简单的是你多我少的问题。中国的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在五年前中国还有一大批高耗能企业需要保护的话，现在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被消灭一大半了，即便是剩下的，也基本快活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缺的是什么，是大国崛起，是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是话语权，不缺的是什么，是钱。过去中国谈判代表一直纠结的钱的问题，中国先带头解决了。

今年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就宣布，中国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减排额度上，中国在6月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虽然比欧盟和美国晚三个月，但是远早于9月份提交的巴西和南非以及10月份提交的印度。

因此《南华早报》就评论说，但六年后，中国又回来了，并开始走向气候引导者的角色。如果巴黎大会是一场比赛，那么中国就是来参赛的——这次要公平地参赛。中国政府抛开过去重新开始。

法国总统保护地球特使尼古拉·于洛9日在中国媒体上撰文说，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有成功的机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表态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积极反应。

12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通电话，并做出承诺，两国的谈判代表会在巴黎继续密切合作，努力跟其他国家一道，争取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气候协议。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国与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分别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个联合声明，气候谈判中的法律约束力、资金、力度等焦点分歧在这些联合声明中都有描述，这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提前凝聚了共识。

既然中国的立场已经变了，所以在巴黎我们就没看到中国的谈判代表说出来什么出格的话。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抛弃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忘记了亚非拉的穷朋友。在巴黎气候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主席宣布明年将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在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上，什么是共同责任，什么是有区别，如何表述，中国的立场就非常重要。例如是在每五年一次的盘点机制和透明度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就很关键。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希望成立单一制度去衡量、报告及确认各国的付出。美国对此非常看重，也希望中国也和美国一样，受到严格监督，但是中国和印度并不欢迎这种条款。

统一汇报可以说是共同责任，但是发达国家汇报，发展中国家不汇报，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统一的汇报平台就没法达成，这甚至可能导致巴黎协议的失败。但是在最终的文本中，协议就规定各国必须通报它们的排放量以及减排努力，但对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允许若干弹性。在这里，必须通报就是共同的责任，允许弹性就体现了区别。

这就说明，共同但有区别，其实也是有弹性的，多少共同，多少区别，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在过去争议最为激烈的资金问题上，其实还是照搬了过去达成的协议，即到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增加的内容就是也鼓励其他国家自愿贡献。

资金数量方面的内容则并未出现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而是在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定”文本中指出，强烈促请发达国家制定切实的路线图，以实现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并到2025年前，在1000亿美元基础上设定新的资金目标。

对于发达国家所提出的，随着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2020年后他们有义务向更不发达的国家提供资金的要求，也只是用“鼓励其他国家自愿贡献”代替。

这份协议，其实是一份妥协的胜利，仍然有许多问题，留待几年后进一步细化解决。但是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胜利，何尝不需要各个国家尽最大所能的妥协，而不是尽最大所能的掣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这种“难以置信”的转变，确实“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