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不只是科学家的难题，金融创新绝对不能缺席。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本周在法国举行，为阻止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科学家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把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必须转向更为绿色的能源。但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不同，风力、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成本无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成比例的分摊。绿色能源前期投资成本巨大，形成规模之后边际成本极低。

花旗分析师 Anthony Yuen和Ed Morse认为，这意味着金融成本决定了绿色能源的竞争力甚至是生存，特别是目前传统能源价格走低，挤压绿色能源使用空间的大环境之下。

尽管美国新增页岩气油井数量停滞，但是天然气价格仍在走低。在美国，天然气已经在进攻煤炭的势力范围。《洁净大气法案》施加了更严格煤炭环境标准，使得美国的煤炭发电站成本提高，更多的火力发电站被迫关闭。

但是在其他地方，事情完全不同。几乎除了美国的所有国家，煤炭发电仍然是最低廉能源获取途径。

即便在有9欧元/吨碳税的欧洲，烧煤仍然远比烧天然气便宜，这是因为进口天然气成本高昂。除了供过于求，煤炭开采成本过去3年内压缩了30%，这使得低价格下生产商仍有生存空间。煤炭价格显著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或天然气的使用前景，这对于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政策至关重要。

所以即便中国开始限制煤炭消费，低价也会刺激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使用更多的煤炭，这意味着廉价煤炭正在颠覆绿色能源革命。

那么什么才能解决问题？花旗认为只有降低融资成本才能刺激绿色能源，而这么做可能要先使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

首先我们看下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能源的成本构成（下图）：

正如花旗报告指出，不同地区和技术环境下各类能源成本构成显著不同。

比如在高融资成本的拉美地区，资本密集形的可再生能源中金融成本是最大的组成部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低融资成本和低劳动成本，加上低建设成本，令资金成本大幅降低，燃油成本是最关键因素。而在美国，由于页岩天然气供给充沛，开采技术成熟，开发天然气成本几乎与煤炭持平。

花旗认为，要削减不同地区的再生能源的成本差异，金融创新工具提供了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回收资本加快投资周期，即在资本项目成本完全回收之前，使用之前资金投入新的项目。

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复杂的金融工具能够刺激更多资本投资绿色能源。比如使用YieldCo模式，一些有稳定现金流的绿色能源项目，通过YieldCo能够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得投资。引入私募基金、以及策略投资者则是另一个加速资本回收的方式。策略投资者，特别是那些独立能源供应商（IPP），一直是新能源项目的大买家。这些策略投资者的筹资成本通常很低，并且拥有对消费者的定价权。此外私募正积极进军新能源领域，他们通过筹资和借入杠杆大举买入新能源资产。

此外发行绿色债券或者气候债券也是一个途径。

与传统的固定收益工具不同，绿色债券（GBP）获取资金专门投资绿色能源领域。2014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366亿美元。截止2015年5月，包括投资者，发行人和承销商在内的89家机构加入绿色债券市场，此外有45家机构获得观察者地位。

气候债券标准（ Climate Bonds Standard）组织负责制定发行标准。其中规定“多项第三方验证程序，完整的认证程序，债券发行前后的需求规则，以及一整套合规文件”。

花旗认为，目前‘绿色’债券复杂的定义及相关的证明过程，导致一些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望而却步。

更关键的是，整个绿色债券市场不成熟，融资成本越低，资产错配的风险越高。引入更多私人部门投资者仍是最优解决方案，而现在那些有钱人仍在一边观望。

对可再生能源市场而言，公共部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标准，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金融支持，设立了一整套程序。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将吸引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为公共目标服务。